温州人集体大溃败警示所有中国人

温州人,曾经被成为东方的“犹太人”,以聪明、勤奋、精明而著称。但是在这股时代洪流的冲刷下,现在已经溃不成军,全面退败!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年温州人是如何赢的。

首先,温州的商业思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概括:

赚差价(早期)

找先机(中期)

炒市场(后期)

1.所谓的赚差价,就是知道某种东西哪里贵、哪里便宜,然后从中倒卖赚钱差价。这也就是中国刚改革开放时的“倒爷”,因为那时商品急需流通,所以这种行为是适应了时代需求的。

第一代温州人非常能吃苦,他们奔波于中国各个角落,“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因此中国改革开始释放的第一波红利都被他们独享。

2.所谓的找先机,就是能够洞察到商业机会,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人群之一,哪里有市场,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他们总能捕捉到许多市场机会,最先发现市场需求。

这一点直接促使了温州制造业的发展,在巨大市场的孕育下,温州人全力发展轻工制造业。一下子家庭作坊遍布全城,温州人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变压器、制笔、印刷品、锁具等等都名扬国内外,鞋王、笔王、锁王……比比皆是。

3.所谓炒市场,就是不再从事生产或贸易,而是玩起了资本游戏,后期的温州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会“炒”。

第一拨是炒煤。温州人几乎垄断了山西、内蒙各地的煤矿,然后倒卖,坐地升价。

第二拨是炒房。温州太太炒房团凡过境之地,房价无不飙升。炒遍全国,无往而不胜,赚的盆体满钵。

第三拨是炒钱。温州的民间借贷在中国最先活跃,玩成了高利贷,以钱生钱。

由于一切都只是以赚取更多的钱为目标,温州尝到了玩金融的甜头,开始放弃了实业,倾力于炒煤、炒房、炒钱。

但是物极必反,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现在大家有目共睹,温州人的这种思维不仅祸害了温州,还带坏了全国,中国的炒房、高利贷就是学温州。

在炒钱的那些年,温州不同企业集团之间大量互保,这条错综复杂的担保链条将大家缠绕在一起。

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保融资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而是拿来搞民间借贷、搞房地产。这样,互保导致的融资过度进一步吹大了温州的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

如今的温州,实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大伤元气。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无数企业在苟延残喘。

温州曾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而如今,挥之不去的破产阴霾依然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温州,昔日商贾往来勤的繁荣景象似乎已被企业家脸上的债务愁容所取代。

最重要的是:温州就是中国的缩影,我们来将两者做一个对比。

1、高房价

2000年-2013年对温州的开发商来说,是暴利的十几年。温州楼市从两三千元/平方米迅速上升到2013年的4万多元/平方米。那时候,善于投机的温州人卖房子就像卖咸菜一样,开发商刚把地拍下来,房子就已经卖光了。

当时一个炒房人购买几套、十几套的情况很普遍。甚至要到省里找关系才能买到,温州掀起了全民炒房的热潮,并进而把这把火烧到了全国。

从此,中国楼市再无安宁之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炒房对实体行业的釜底抽薪,导致温州实体经济开始出现困难。2010年底开始发生了资金链紧绷、老板“跑路”情况,危机后来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扩散开来。一时间,企业、个人抛售房产现象大面积出现,出现了房价连续32个月下降的悲剧,部分商品房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

后来,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温州市区级法院人士说,查封的资产其中80%为个人房产,因为一旦房价崩盘,弃房将成为正常现象。因为炒房者动用的购房资金,基本来自各种渠道的贷款,比如2010年某人以8万元/平方米左右价格买进一排屋,如今市场价4万元/平方米无人问津,此时他就会觉的再还贷款就没有意义,干脆弃供。一旦民间出现大面积弃供,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在2013年在温州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陈一新首次公开“垫底”数据:在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大多数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倒数第二!因此高房价对温州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实业空心化

由于市场的逐利性,当大家发现玩金融远比做实业更赚钱时,就会毅然放弃实体产业。当资金都流向虚拟的金融和投机性行业,就会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比如温州前些年民间借贷:借款人往往先通过民间过桥借款来偿还贷款,然后再接着从银行贷出钱还给民间贷款人,从而产生繁荣的民间借贷,2011年的统计: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结果导致整个温州的家庭都玩起了左手进钱、右手出钱的生意。谁还有心思从事实体生产?而且这种情况迅速在全国蔓延,河南、河北、山东、湖南等地都在学习民间借贷的模式,后来各地频繁出现民间借贷崩盘的新闻。

再后来,这种金融游戏又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P2P平台,又在全国掀起了发展浪潮,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中国究竟有多少家庭因为这种金融游戏而崩塌,或者亲人反目?已经没有人敢统计了。

2015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405亿元!温州,作为中国最具投机性的区域,由于没有把钱用在产业升级上,导致现在的工厂一片凋零,利润越来越低。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金融也越来越热,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还是低端加工业!我们真的不能不警醒。

3、全盘私有化

我觉的这一点很重要,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有一种声音是要全盘私有化。这方面温州也可以作为参考,温州的私有化程度基本是全国最高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

可以说温州是中国藏富于民的代表,财富都集中在民间资本手里。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看一个地区的公共设施、机构的现代化程度。比如医院、学校、道路等。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温州个人财富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准,或者转化成温州公共环境的同步提高。温州人虽然有钱,但温州的城市和道路却破破烂烂,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市政建设远不***类地区。

凡是去过温州的人,都会有一点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交通状况极差。重要的是这种交通状况不是车多路窄导致的,而是因为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极少。为什么藏富于民的温州,人民素质和财富不成正比呢?

这反映出私有化和公共化的矛盾,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环境都很难被当地先富起来的人群所改善,更别说先富地区的人带动后富地区的人了。

温州一向是高度市场化的代表,结果却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公共服务低下。让企业自主发展,结果却导致大量实体企业的空心化;允许民间金融发展,结果却导致民间借贷与房地产等炒作。

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教材吗?

片面推崇自由化、不注重引导,这就好比马路上没有红绿灯和交警,让车辆自由通行,指望车辆通过自由躲避拥堵而疏通交通,你觉的可行吗?

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必然造成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的局面,做做认为:产能过剩就是一哄而上的结果,创新受阻就是一哄而散的结果!

温州危机表明,在目前阶段经济全盘私有化不可取。作者认为在互联网+的高度协作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政府的手应在合理边界内发挥一定调控作用。

怎么去调控呢?必须使个别优秀企业率先进行技术升级转型,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依靠众小私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是不现实的。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我们需要将众多的资本通过专业的资本管理机构,整合梳理那些落后的产能,将其引向新兴产业,变“投机取巧”为“价值投资”,来一次推动式进步。

另外,私企的发展往往也是受掌舵人的高度和眼光限制的,作者认为在温州或者浙江,根本没有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老板一人说的算,而由于这一代老板多没有文化,全靠打拼起家,导致思维受限,在企业组织结构封闭、排外,科技投入不足,离现代公司治理尚有一定差距,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既是温州私企的现状,也反应了中国私营企业的狭隘性!

由于上述问题,让温州的经济至今无法恢复元气,各种逃废债现象严重就不用多说了,信用体系的崩溃才是最致命的,老板为了保护私有财富,通过假破产、财产转移等手段逃避债务,使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受到了伤害。信用才是财富的基石,信用摧毁经济立刻坍塌。

而温州社会信用体系需要重建,这才是真正考验温州的时候。

综上所述:所谓的温州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再回到开头看看温州的三大思维模式,赚差价、找先机、炒市场。首先,互联网消灭了信息不对称,因此不再存在赚差价;其次,如今产品种类已经足够丰富,人们需要是好产品,而不是如何找到产品,因此不再存在找先机;最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也使炒市场的思维施展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温州人的思维模式也已在中国全面终结!

可以这样概括:温州的发展思维得利于中国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温州通过“小商品、大市场”的粗放模式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而如今产能大量过剩,中国已经迅速转型到买方市场,价值创新取代了野蛮生长,成为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核心驱动力。

温州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人当杀人、佛挡杀佛。然而如今中国已经全民皆商,你还去比这去抢先机,成功机会已经很小了。另外:无论多么精明、多么能吃苦,只要放弃了实业,就失去了根本。

由此得出两大教训:
第一:实业不能被边缘化;
第二:创新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中国野蛮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将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今后是依靠创新创造价值的时代,这意味着社会已有大量物质产品的基础上,如何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深层次需求,才是今后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以前靠胆识和魄力,今后靠知识和创新。我们必须转换一下思维!

总之,温州的崛起与衰败,鉴证了中国时代的变迁,必将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晋商的晚清往事

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角力。两国的商人阶层也难免牵扯其中。而在清政府一方,据说曾有向晋商借款100万两白银的记录。事实上,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即使在乱世当中,晋商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甲午的动荡岁月以及此后更大的巨变庚子之乱中,年轻的大德恒商号掌柜阎维藩,根据时势变化,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和“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使大德恒不仅未受战争损失,反而大赢其利。

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某种程度上说是晋商“黄金时代”,然而旧式的经营之道毕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清朝覆亡后,晋商走向衰亡。

晋商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同样和国家征战大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的边防中心在长城一线,数量庞大的边防军团需要大量物资如米、麦、豆、草等供应。政府自行运输,效率低下,而鼓励商人代为运输,则成为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商人通过运输军粮能够获得盐引(盐为国家所垄断,获得盐引就可以去盐场换盐出售)和银两。

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来自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发了大财,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而到了明末后期,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并从事走私业。包括与蒙古、后金等进行贸易,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晋商在清朝时,获得了天然的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御用商人,比如担任内务府商人等。

票号里的金融创造

然而清代晋商的崛起,不光是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在金融方面的才华体现,这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山西票号的故事。著名的晋商雷履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清代中前期的代表性晋商。

雷履泰其实最早是一个颜料商人。在北京开设西裕成商号时,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一般的做法是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看到了兑换金融业的商机,他和另一位年轻的晋商李大成一起合作,出资(李大成出资30万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赢得了“信用最著”的好评。

而且,雷履泰还有发明创造。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为银两的10个数目“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露。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

雷履泰的创意很快就被其他山西商人学走。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也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总之,山西票号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独特金融创新。而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封闭环境,这种创新理论上应该是中国商业内生而非外来因素带入的,也可以说尤为不易。

雷履泰和他的日升昌是清代中期晋商掌门宗主的话,到了清末就有了乔氏势力的崛起。因为电视剧《乔家大院》而为当代人所熟悉的乔致庸就是最关键人物。而另一关键人物,则是被乔致庸提携,在文章开头出现的阎维藩。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值得一提的是,乔致庸原本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或者官员,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来他一心读书走仕途。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写道,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正因为如此,乔致庸拥有许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质。太平天国运动时,一时间南北商道中断,山西从事丝茶的几家老字号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很多人想转业,但乔致庸则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乔致庸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山西上万人的生计。最终乔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围,一跃成为山西地区最大的丝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买山种茶,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商道不畅的问题。

另外他礼贤下士,发掘了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并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晋商富庶,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晋商与军国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金融方面的发明创造外,晋商也继续保留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踊跃进入体制内,用金钱换取政治地位。可以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乃是清代晋商兴亡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沈万三的诅咒”就难免再次发作。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并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除了捐钱当官,晋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参与军国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为了筹饷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而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阎维藩得知这个消息后,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赢利超过百万两。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终须过去。清王朝覆灭后,晋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没有事先预计到,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晋商又一度想向银行转变,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镑,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晋商的衰落,现代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除了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晋商未能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晋商票号的中心未能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等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和现代的企业管理体制相接轨。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认可所谓 “有限责任”这一概念。但保守的晋商们没有及时利用这种政策利好。其实当时的晋商之一蔚泰厚京号经理李宏龄在给总号的信中已经提及有限责任,并指出有限责任的好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责任,即使折阅殆尽,不过其已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其组建银行的建议最终未被总号采纳,这也成为晋商保守的明证。

晋商们并没有在《钦定大清商律》实施后没有将票号改组为有限责任的银行,最终导致在票号周转上不利,无力偿还债务时,“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然而,现代研究者常海峰认为,中国商家,尤其是晋商,无限责任的承担某种程度上是信誉的一种表现。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观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父亲去世后,体面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偿还。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责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赔光了事,与东家无关,你们欠债不能还只能自认倒霉。显然无论对于东家、商号还是相与,这种观念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人对于有限责任是极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债务人也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有限责任,试图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与其经营规模来对比,山西票号的自有资本不大,他们的资本金一般在几十万两白银,而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白银。票号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凭借的就是信誉。而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够确立,凭借的却不是信誉,而是资本规模。即便是当年的李宏龄,也只是建议各票号“每家各出资三五万两”,成立有限责任的银行,而各票号继续沿用原来的经营模式。如果晋商的票号主动采用有限责任的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会被世人视为放弃“信用”而自掘坟墓。

张子宇

范浩里:晋商制度文化的理性探析与时代传承

明清时代的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曾经为中华商业文明的进步、进化和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晋商以山西为背景,以商贸金融为中心,以本土商帮集群独有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人才开发范式为载体,由南而北、依次推进、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本质意义上的货殖文化、营商文化、企业文化和人本文化,曾以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各行各业的主流地位。由此而构成这一区域的历史典型性、资源多样性和遗存传承性。

有鉴于如此厚重的资源背景,催生了上世纪末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他们以“经济人”的独特视角,对晋商现象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多角度历史扫描和文化梳理。通过山西商帮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传承基因的理性探析,揭示了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长期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机理,以历史经典实践的“切片”研究和制度文化资源的有效聚合,激发晋商文化力的创新与再造功能,藉以化解当代企业治理领域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也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拓展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实现路径。

一、晋商制度文化的资源禀赋,源于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商帮治理模式。

在晋商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的历史传承中,商帮治理思维与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是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和100多年票路开拓发展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在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不断分离的变革实践中,山西商人不仅吸纳宋、元时期“朋合制”管理元素,开创了一种“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发展模式,而且在数百年探索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以“银股”与“身股”为基础的“顶生意制度”,让晋商在中国企业制度史上率先完成了从“营商秘诀”到显性产权制度设计的历史进化。从清嘉庆年间平遥财东李大全创办手工作坊“西裕成”颜料庄,到道光年间雷履泰为“日昇昌”票号初创而设计的资本组织形式问世,晋商把资本出资者的“银股”和劳动出智出力者的“身股”权益绑定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以契约方式界定了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的资本分配格局,从而开启了晋商以产权保护和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先河。

从中国第一个专营票号“日昇昌”的创立,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改组为银号,在垄断中国近代金融汇兑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晋帮票号和大多商号都效法日昇昌“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设计运作原理,建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其潮流遍及晋省内外,影响延展亚欧大陆。祁县大德通票号从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十年(1921)的37年中,曾五次修订号规,其约束和激励性铺章条款多达73条。这种以契约精神规范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行为,不仅成为晋商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主要体制支撑,而且顺应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市场需要,为近代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共有银股20俸(每俸一万两白银),享有“身股”资格的从业人员23人,合计持有身股9.7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48.5%;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银股并未增加,而享有身股的人员却从23人增至57人,身股总量增至23.95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119.75%。时年账期分红74.288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每股平均分红1.7万两白银。身股拥有者比银股持有者多分白银6.288万两。

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引领,才有山西民间商业集群和资本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的大范围崛起。尤其是在清政府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缺失的经济背景下,晋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发生在200年前的这一制度文化资源的聚合与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不仅彰显了晋商先贤们清晰的文化自觉,而且折射出一代民族商帮朴素的产权经济思想。

二、晋商制度文化的本源价值,始于劳动和资本的和谐共创与激励兼容。

在晋商制度文化资源中,“身股制”是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和市场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职业经理人员及伙友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它的制度激励作用和文化力渗透功能,综合体现在劳资共进、共创、共治和共享机制的运行之中:

(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价值理性——“劳资一体”。这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它把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聚合在既定的治理框架内,削平财产悬殊,共享平等权利;通过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型构方法通过“劳合”与“资合”的“合力向量”推动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建设,把劳、资主体的既定目标与物质诉求绑定在同一运行平台。通过举乡避亲的员工“请进”制度、严苛刚正的组织约束制度和长效厚益的绩效激励制度,将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价值理性和“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治理效果。

(二)“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经营机制,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工具理性——“两权分离”。晋商的“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运行方法,把分权式商帮治理思维运用到股东、掌柜、员工之间,并以职业权利的划分、授予、监管、考核、激励和约束,来规范企业及其成员之间的责任边界和权利运行关系。从而搭建起“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商帮治理框架。这种“两权分离”的体制特征和精神价值传导,随着产业驱动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方向,逐步演变成一种以家国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己任的物质文化管理体系;而由这种权利行使关系形成的治理结构,则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这种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行权机制,在以人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经营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制度性“颠覆”!它的工具理性在于把“劳资一体、两权分离”的资本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具体的规模业态和运行方式;再通过产业链构筑的梯度推进和有序竞争,把企业打造成产业适度多元、产权无缝连接、经营专业连锁、区域集群发展的“商业帝国”。如清中叶进入鼎盛发展的太谷曹家“砺金德”控股集团,他们在“两权分离”背景下的多元经营曾横跨十三个产业、布局640多个商号,拥有从业人员3.7万人。雄起于中、蒙、俄黄金商道的国际商团“大盛魁”,则以职业经理人的运筹帷幄,促其民间资本运营总量曾达3000万两白银的规模。“山西第一外贸世家”榆次常氏集团从乾隆年间起步,实施东、掌“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在万里茶道近200年的开拓实践中,发展和壮大了以“十大玉”、“十大德”为标志的商业外贸集群,其茶贸经营份额曾占到中俄茶贸交易量的四成之多。这些都是晋商为中华商业文明进步、进化和提升所提供的产业经济实践与物质文化佐证。

(三)“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治理规则,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激励兼容”。商人是有个性、有感情、有知识、有思想的一个群体,他们也需要尊重、需要关心、需要培养、需要激励。因此晋商的制度文化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链接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其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恰恰就切中了“人性”的要害,创造了劳动与资本独具特色的共创共享机制,并以文化力的强力渗透,将运行规则快速转化成企业成员的公共观念、责任心和人格化产权。晋商以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的具象管理行为,把“激励”和“兼容”的方法用到了极致,从而实现了营商活动中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

回望历史、鉴古知今,晋商以“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上堪称“经典”!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人力资本股权制”的显性制度早出现150年,“东掌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比全球最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当代晋商多数企业的产权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先贤的思维高度和治理水准。

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在于推动文化力的创新再造与企业制度转型。

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是重要命题。如果从李宏龄1917年的《同舟忠告》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如何将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在一起,并为当代晋商的转型发展辟出一条新路,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实践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揭示了晋商“劳资一体、两权分离、激励兼容”的文化特征与本源价值,并在吸纳本土120多个企业资本化、社会化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实战思维基础上,创立了以资本治理、成本治理、人本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三本治理模型》,并以能量转化的方式将晋商数百年前孕育和践行的产权制度设计思想,转化为当代企业深改转型的一种全新的资源禀赋。从2013年7月起,晋中市人民政府站在国家治理的微观层面,把《三本治理模型》的实战应用确定为本土中小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在十二个县(区)市部署了“中小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他们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129个试点示范企业实施“三本治理”与“四量评价”,并经过企业自评、县级初评、市级综评的三级评价机制和四大体系、二十二纲、七十七目和一百四十八项管理标准的现场测评,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建制立标、倒逼管理;贯标践行、规范管理;默化提升、精益管理”。全市拟在三年周期内实现“百家公司试点示范、千户企业自考自评”的阶段提升目标。这项管理提升行动的实操要点有三:

(一)重塑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应用模型”。针对中小企业自由式、自发式和家族式管理情境,向传统企业输入三本治理模型,重塑企业现代治理体系:一是资本治理体系。从资本投资起步,到法人财产、产权制度、运行规则,直至所有制实现形式与分配制度的落实兑现,型构了一整套“价值型”产权保护制度和治理体系;二是成本治理体系。从成本投入起步,到要素品质、工程经济、运行规则,直至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的绩效实现,型构了一整套“工具型”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三是人本治理体系。从人力资源起步,到价值引领、企业文化、运行规则,直至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的优化提升,型构了一整套“方法型”文化建设机制与治理体系。

“三本治理”思维源自于传统晋商的制度文化与当代企业的变革思维。重塑这样的应用模型和治理体系,企业就能在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组织、自调矫方式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随机营造企业管理“势”,集聚企业管理“能”,激发企业管理“力”,有效推进企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快速构建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的统领机制。

(二)导入企业治理能力提升的“实操工具”。通过“368”管理提升工程和“427”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深改转型提供两部实战适用的“治理公器”: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管理提升行动中以“三本输入”为核心的三个基础管理领域及其系统运作模式:“3”是指建立三维管理结构,即:产权制度、工程经济、企业文化。其主要功能特征是确立科学、合理、均衡、稳定的企业管理体制;“6”是指激活六步驱动流程,即:制度安排、能力修炼、流程再造、绩效调控、文化整合、激励兼容。其主要运行特征是建立造势、聚能、给力、驱动的管理运行机制;“8”是指引入八项调矫方法,即:思维变革的目标导向机制、持续创新的生态优化机制、同频共振的力量集成机制、转型发展的全局统摄机制、秩序型构的刚性约束机制、高绩高效的组织行为机制、永续推进的战略激励机制、自我超越的人格修炼机制。八项调矫机制的应用特征是针对管理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衡状况,随机实施把脉、调矫、平衡、再创新的调控手段。

“427绩效评价体系”,是以管理提升行动中“四量考评”为核心的管理评价标准和系统考核方法:“4”是指建立起四大绩效反馈体系,即:以“资本存量”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运行评价体系,以“资源增量”为核心的工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以“运行序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以“发展质量”为核心的经营者素质与团队整体评价体系。其“渠道”特征是按照整体、系统、要素、细胞的依序驱动来完成绩效反馈;“2”是指在评价体系中设置的二十二个绩效评价纲要:其运行特征是按照专业、分工、协同、整合的业务职能来完成分类考核;“7”是指从二十二纲中分蘖出来的七十七个单项考核细目及其相对应的一百四十二个评价计分标准。其功能特征是通过标准、标的、计考、赋分的现场测评来完成绩效确认。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以“三本治理模型”为体制骨架的一种“建制”模式;“427绩效评价体系”则是以“四系考评”为核心的一种“立标”方法。两者是纲与目的关系、模与型的关系、阳与阴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两套实操工具的综合应用,可对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方向、实操流程、绩效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建立企业治理方法运行的“推进机制”。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目标,并按三个不同层次梯度推进,以实现企业治理体系的顺序成长和治理能力的有序突破。

第一阶段推进机制:建制立标、倒逼管理。本阶段主要工作任务是按照《三本治理模型》和《四系评价标准》的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现代管理知识应用体系。在不推倒原有管理基础的前提下,以系统性学习、结构性改造、知识性替代和开创性发展的方式,形成倒逼管理的推动机制。

第二阶段推进机制:贯标践行、规范管理。本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建制立标和达标评价的工作成果,将管理提升行动转向贯标践行和规范管理。期间的工作重点有三:一是依据建制立标基本要求,按照既定的管理层级和作业系统,把贯标践行任务从高层到中层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二是通过立规教育,提高管理团队对规范化管理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制度功能的认知度,用企业成员点点滴滴的思维与行为调整,促进其管理思维的变革和执行理念的转变;三是通过核心价值体系的宣贯,形成管理团队与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共识,激发和推动企业发展的整体潜能和软实力提升。

第三阶段推进机制:默化提升、精益管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标管理的践行和提升,建立起常规性和硬约束相结合的周期性评价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形成一种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自组织、自调矫、自完善运行机制。在管理效果方面实现“三个统一”,即:实现管理体制架构与管理组织行为相统一,形成清晰稳定的体制基础和灵敏有序的机制活力;二是实现管理过程与管理责任相统一,形成以新体制、新机制为制高点的反向推动与倒逼能力;三是实现管理目标与管理绩效相统一,形成以改革基础管理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的提质增效机制。

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是晋商故里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项重大创新。面对企业增长幅度的大幅减缓、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的连绵困扰、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和传统体制的多方掣肘等尖锐矛盾,仅仅在重塑企业治理“应用模型”、激活企业治理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立推动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目标,并在关键领域和要害部位加大深改力度:

一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要求,率先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为传统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全新的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不断提升产权制度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统摄功能;

二是自觉按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要求,率先推动传统企业的物质载体和产业基础的变革转型,为实现企业物质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能量源泉和财富保障。不断提升工程经济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支撑功能;

三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要求,率先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与管理组织环境建设,为实现企业精神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保障。不断提升企业文化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激活功能;

四是自觉按照国家“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率先重视和强化现代企业领率团队和企业家队伍建设,为实现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战略资源与人才保障。不断提升经营团队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领率功能。

目前,晋中市中小企业以“三本治理”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已全面铺开,一个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深改转型热潮正在蓬勃兴起。

联想巨亏VS华为称王: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胜负已分

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仅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即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7和Mate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已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google)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开发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阶段,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一个民营出版商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当时的个别主要领导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辞去了《工人日报》记者下海,南下广州,加入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沉重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动荡,其损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灾。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今天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十几年前那场争论、为那本未能出版图书划上句号,了却一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1-3年,倘若我们真的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的道路选择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该如何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民族企业,沦为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元金融寡头资本的奴仆,不仅丧失国家经济、货币和金融主权,乃至失去政治主权,甚至丧失种族生存的自主权;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彻底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甚至实施军事管制,扼杀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届时,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晋商、晋商精神和运城 – 王清宪

12月19日,《凝聚晋商力量•共谋山西未来》2016北京山西企业商会项目推介会暨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面对新晋商,运城市长王清宪首次就关于晋商精神之开放特质、开放对于山西之重要,及新晋商在开放方面应有的担当,进行了深入阐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是晋商大会,作为运城市长,我想谈的题目是:晋商、晋商精神和运城。

【关于运城与晋商】

大家都知道,晋商最辉煌的时期是票号。而票号则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这大约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商帮,晋商的兴起在明初。明朝立国后,在北方雁门关一带戍边,以防外敌。为解决从全国调集粮草路途遥远、成本又高的问题,便在山西实行了开中法,即:由山西的商人就地组织粮草送到雁门关,由皇家根据粮草的多少发给商家盐引子,用今天的话也就是经营盐运的凭证。商家便拿盐引子到运城盐湖的盐运司去领取等额的盐去贩卖,收回本金获得利润。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的行业,经营盐自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说,晋商兴起发源于河东,发端于盐的经营。从一个商帮来说,晋商在运城挖了第一桶金。

关于运城与晋商的联系,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的商人之祖猗顿的故事,一个便是武财神关公的故事。《史记集解》记载:猗顿,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就是让他搞养殖业。猗顿千里迢迢来到当时农业条件最好的晋南,现在的运城市临猗县,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巨富。在经营畜牧业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中国的商业史公认,猗顿和范蠡是中国职业商人的鼻祖。自然也应成为晋商的鼻祖。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关公关羽的。关公故里是运城的解州,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关帝祖庙。关公在清代又被皇上封为武圣,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同时,大家又都知道,关公又被称为武财神,几乎所有的中国商人都会请一尊武财神在家里祭拜。关公是如何从武圣人成为武财神的呢?对此有很多解释,但都似是而非。我到运城后,对此进行了考证:关公由武圣人变成武财神仍然与晋商和盐直接相关。前面说到从明初开始,晋商的商帮以贩河东池盐开始崛起。古代的长途贩运最怕的是响马的打劫,为了贩运和自身的安全,盐商行就要请保护神。请谁来保护呢?当然请关公是最恰当的了。关公既是忠义神勇的化身,又是河东这个运盐出发地的山西老乡。于是,便请一尊关公像,放在车队的最前面。运盐的车队到了目的地,关公像便被商人置于尊位供奉起来,一日三餐,焚香鞠躬示敬。随着山西商帮的兴起,很多城市设立了山西会馆,作为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当然,也是当地的商人与山西商人聚会谈判的地方。2006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做常务副部长,组织过一次山西会馆图片展,那千姿百态、厚重典雅的会馆,彰显着晋商昔日的辉煌。

各地的商人本来不明白为什么山西的商人那么会赚钱?到山西会馆来多了,他们发现,原来山西的商人供奉关公。于是,回到家里便也请一尊关公像供奉。时间一久,传之愈远,关公便从保护安全的武圣人,演变成了保佑发财的武财神。到今天,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裔商人,敬关公求发财甚于内地。

【关于晋商精神与开放】

晋商文化是融合所到之地与山西本土文化而形成的

关于晋商文化中的诚信,有一说,也与运城的关公有关系,因为关公讲“义”。诚信确是晋商文化之魂。但我认为,仅说诚信是不全面的。晋商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开放,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海洋是走向开放的通途,但在中国南方的商帮从海上走出去之前,晋商早就从陆地上走出去了。晋商通过陆路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首开中国商帮对外贸易先河。这从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开始了。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山西票号最盛时期达400多家,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开到俄国的莫斯科,日本的神户、大阪,朝鲜的仁川以及欧洲大陆。

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集团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开放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创新奋斗的包袱。因此,可以说,晋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山西这个四塞之地的创造,相反,是走天下的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多元文化元素,与山西本土的固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

另外,晋商的企业管理体制也体现出开放的特质:票号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留学英国的万荣著名商人李子用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家规,将掌柜和员工的持股比例由40%提高到50%,与东家同等,从而更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家族事业更加欣欣向荣。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使晋商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

晋商精神的开放基因有益于山西增强开放的文化自信

什么是开放型经济?有一种概括说:两头在外,即资源在外,市场在外。而晋商的票号,开到莫斯科、巴黎、巴格达等欧亚大陆,用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这不正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吗?这不正是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吗?我想说的是,概括晋商文化,不仅不应该把开放丢掉,而且要把开放放到诚信的前面,即开放和诚信。诚信是因为想到更开放的、更大的空间赚更多的钱,更持续地赚钱;这样,就使晋商的诚信超越道德人格的层面,使之更散发出现代商业文明的气息。

我还想说,把晋商文化中的开放基因提炼出来,有益于今天的山西特别是新晋商增强开放的文化自信。山西的发展不足,核心的原因之一是开放不足。开放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的开放意识不足;开放意识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主导产业煤炭开放的内在冲动不足。牛车拉上的煤与传送带送出的煤品质是一样的,比的不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与智慧附加值的大小,而是自然秉赋。资源诅咒所以发生的内在道理即在于此。

实际上,山西人的骨子里从来就有走出大山阻隔的冲动。晋文公成就春秋五霸之业,晋国地域广覆今天的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大部分地区不说,就说传唱几百年充满悲壮苍凉的走西口,那不正是山西人不远千里万里到异乡他邦创业求存的最直观的写照吗?山西人原本开放,自从煤炭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这天然的乌金作依赖,山西人的开放意识就开始下降,加上计划经济下,长时期对能源供求的严格的计划性控制,改革开放之后,煤炭市场、价格放开的较晚,这诸多因素导致山西今天严重的开放不足。

开放发展对山西最具紧迫性、最具根本性、最具关键性

面对山西转型发展的紧迫局面,王儒林书记提出:要构建扩大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切实做到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推动转型、以开放促进富民强省。他特别强调,山西要做好煤和非煤两篇大文章,推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三个突破”。这一切充分说明,以王儒林书记为班长的山西省委准确把握山西省情,指明了山西适应新常态加快转型的方向与路径。

大家可以看出,“两篇文章”和“三个突破”,都需要首先打开开放这个突破口。在山西面对当前的立体性困局面前,开放发展对山西最具紧迫性、最具根本性、最具关键性。爱因斯坦说,创新就是发现新的组合。对于山西来说,只有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路径和手段才可能发现新的组合。这一点,晋商传统的文化中是有的,今天,新晋商有责任用你们的行动与表现去影响带动山西全社会更加开放。面向“十三五”,解决开放问题,对山西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新一代晋商有责任在开放这个问题上有更大的担当。

【关于运城与新晋商】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在山西,运城是开放发展元素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运城愿与新一代晋商携手,为山西的开放发展共同做出我们的努力。

运城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于华北、西北、中原地区的结合部,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中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此转弯,一路向东奔向大海。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境内公路、高铁、航空等立体化交通格局已经形成。运城机场开通北京、上海、广州等22条航线,通往全国26个城市,每天都有2班航班往返北京。大西高铁开通后,1小时到西安、2小时到太原,5小时可达北京。

这里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运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森林覆盖率超过30%,环境承载空间较大。这里人文厚重,政策富集。运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最早在此建都,是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

同时,运城具备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原经济区三大国字号政策的叠加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全国唯一的跨省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山西的运城和临汾、陕西的渭南、河南的三门峡三省四市,总面积5.8万平方公里,人口1700万,产业优势互补,基础设施相连。运城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里产业多元、资源丰富。运城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物产丰饶富足,是山西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运城、晋中、大同)之一。目前我们正加快农业产业板块设计,并同步开展招商引资。

运城矿产资源丰富,工业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良好。已发现的矿产有60余种,盐湖镁盐产量位居全国第二,铜矿和玻璃石英砂岩储量分别占全省95%和67%。运城原材料工业基础雄厚,氧化铝产能310万吨,约占全国12%;电解铝产能80万吨,约占全国7%;金属镁产能40万吨,约占全国30%;焦炭产能1000万吨。我们按照“全市经济一盘棋,错位发展,差异竞争,优势互动”的思路,大力开展园区化发展、集群化招商,坚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两条路径,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横向配套、纵向延伸,初步形成了煤电铝材、煤焦化、金属镁、运输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农副产品加工、新型材料、家具制造9大产业集群25个左右板块,正在努力建设中国铝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煤焦化循环产业示范园区。

运城文物资源丰富,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山西的地上文物占全国地上文物的70%,而运城的地上文物又占了全省的70%。全市共有8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90处国保文物,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顺应国内外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新趋势,立足运城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确立了“高端创意、整合资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发展思路,强力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瞄准“运城旅游无淡季”这一目标,努力打造全球华人朝拜关公的圣地和以“古中国”为标识的国际旅游目的地。这里崇教尚学、人才优势明显。

运城自古就有耕读传家、崇教尚学的优良传统,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康杰中学、运城中学跻身全国百强示范高中,校友遍布天下。相信在座的一定有不少康中、运中的校友,现在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在运城投资兴业、回报桑梓。运城目前有各类高等职业院校7所、中职院校57所,在校生9万人,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模和质量全省领先,正在打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运城的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运城市正在成为黄河金三角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汇聚之地,与华北、中原、华中、西北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在座各位都是在市场大潮中打拼出来的佼佼者,是新一代晋商的优秀代表。真诚的希望大家用国际化的眼光和视野,帮助运城出谋划策指路、推介宣传引路、牵线搭桥铺路;真诚的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运城,考察市场、投资兴业、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真诚的希望大家到运城走一走、看一看,体悟“古中国”的厚重历史,感受“新运城”的蓬勃朝气。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2015年12月19日)

Legends of Shanxi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reads: “If you want to see the thirty-year-old China, you should come to Shenzhen, if you want to see the one-hundred-year-old China, you should come to Shanghai,visit Beijing for one-thousand-year history and to witness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come to Shanxi”. Being a cradle for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hina, Shanxi province, standing to the west from Beijing, is a gold mine for legends and folk tales. They had been composed through the centuries, passing from grandfathers to their sons in generations. These people no longer live now, but the locals, with their peculiar hospitality and kindliness, are always eager to share with you the stories from the past of a one-day prosperous, wealthy and royal Shanxi province.

Having hunted enough stories that were kindly narrated by the Shanxi television reporters and our charming guide, I discovered some of them sounded very familiar. I believe no one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 escaped being told the story about obstinate Yugong who moved the mountains. Surprisingly, the origins of the story lie in Shanxi.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Wangmang Mountains, there lived a man called Yugong. His peaceful existence was disturbed by the two soaring mountain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his house. Being a man of strong will, he determin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tone by stone. For that, he attracted his family’s young and old alike, so all were involved in this work. He strongly believed in the success notwithstanding being a laughing stock for his neighbors. Nevertheless, he did not give up. His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were discovered by God. The latter sent two angels as of help to Yugong.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 the mountains were relocateded, and since then Yugong’s sprit served an embodiment of strong will and persistence for many generations.

Another story which is more a historical episode, gave the name to one of the Shanxi’s renowned mountains, about Emperor Wang Mang, a Han Dynasty ambitious official who seized the throne. He was not favored by the historians due to his cruel policies and unpopular reforms, but to commemorate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igure, the mountains were named in his honor. In ancient times, they were dubbed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due to their peculiar shape. To make everyone even more submissive to his power, he spread the rumour that in the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there was carved the image of “Wang Mang throne” as an omen of his reign. When Liu Xiu with his formidable army came to fight with Wang Mang, they held the battle in the area of the mountains. To protect the dragon’s vein, Wang Mang ordered his army to surround and destroy the enemy’s soldiers. On the desperate straits, Liu Xiu jumped from the cliff. The heavy armor did not let him hurt himself, so he safely landed on another cliff. However, Wang Mang’s army tempted neither by gold nor by money, did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Liu Xiu. Wang Mang’s army was defeated and Liu Xiu became the new emperor. Since then, to immortalize the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e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were renamed into Wangmang Mountains.

Alongside with the legend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tories, Shanxi gave birth to one of the Chinese holidays, Qixi, the counterpart of western St.Valentine’s Day. This is a story of Weaver Girl and Cowherd which was also overheard by me during our trip. The life of the Cowherd was rather tough, he was deprived of parents and had only an old cow. One beautiful day, his cow seeing the misery of her Cowherd, suggested him finding a wife among the God’s Weaver Girls. When next time he saw the Weaver Girls bathing in the river, he stole one of the girls’ clothing. When all the girls grabbed their dresses, only one Weaver Girl could not find hers. That’s when Cowherd emerged and proposed her to become his wife. They lived long and happily until the moment when the Weaver Girl’s father and mother discovered their disguised place and sent one of their gods to take the Weaver Girl back home, so it was done. The Cowherd was very astonished not finding the Weaver Girl at home. He put on the cow skin that was left after the cow had died, and turned into two kids who started chasing the Weaver Girl. The Goddess seeing that she was being chased after,took out a hairpin and created a Silver River, so known Milky Way, to separate the two lovers. Since then, the Weaver Girl and Cowherd could meet only once a year, every July the 7th according to the Lunar Calendar. Ever after, on this holiday in modern China couples enjoy their romantic time together.

Legends and folk tales are the essential part of every culture and knowing them, you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language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place. Penetrating the centuries, legends are still here, to tell us that the history is not only in books. It is on the mouths of people, it is in the smiles of children, it is in the rocks of the mountains and even in the air fused with ancient dust.
The original blog is at: http://blog.chinadaily.com.cn/blog-1537479-30261.html

长治高新区“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博士工作站”揭牌成立

7月8日上午,长治高新区召开了“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项目座谈会暨博士工作站揭牌仪式。山西省侨联副主席范安龙、长治市政府副市长王贵平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加拿大生物科学家、山西中嘉加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史沁卫博士具体介绍了体外诊断(IVD)产业的发展前景。

座谈会上,参会的各位领导和来宾充分肯定了山西中嘉加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高新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其研发的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产品科技含量高,前瞻性好,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为长治高新区加快创新发展和率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同时,会议热烈祝贺了“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博士工作站的正式成立,高度评价了史沁卫博士身在国外,心系家乡经济发展的高尚情怀。

王贵平指出,长治高新区是长治市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已逐步发展成为我市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强大引擎。此次,在全市上下全面落实“六大发展”,务实推进“五五战略”,全面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项目和博士工作站是高新区招商引资和科技创新的一项重要成果,必将为我市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提供强大支撑。

会议最后举行了揭牌仪式,由范安龙主席、王贵平市长、张圣主任、史沁卫博士为“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博士工作站”揭牌。

史沁卫博士简介

史沁卫博士,加拿大籍华人(山西长治沁源人)、生物科学家,加中生物医药发展协会董事长,加拿大山西同乡会会长,加拿大山西晋商会副会长,加拿大ZBX(易必康)公司副总裁,首席科学家,中国ZBX(易必康)总裁。史沁卫博士1983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现在山西海联会海外理事,长治市海联会理事,长治市侨联名誉副主席,长治医学院客座副教授,长沙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顾问。现任山西中嘉加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技专家。

史沁卫博士拥有多项生物分子学的专利,且均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曾与2010年荣获“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我省仅4人获此殊荣)。

山西中嘉加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博士工作站简介

山西中嘉加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体外诊断核心原料研发、生产,并为体外诊断试剂生产商提供生物蛋白、抗原抗体等服务的生物工程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依托加拿大ZBX公司,成立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究实验室。科研团队由加拿大ZBX公司副总裁、科技总监史沁卫博士牵头的5人科研团队组成,其中博士3人,教授1人,硕士1人。科研团队近年来获得国际专利或参与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10项。在公司首席科技专家、生物科学家史沁卫博士的技术指导下,现已开始人组织型谷氨酰胺转移酶重组蛋白,肌红蛋白及抗体的研制工作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中嘉加泰公司医用高科技检验试剂研发博士工作站于2015年6月24日通过了市委人才工作领导组、市委组织部及有关专家评审。该博士工作站开展利用重组DNA方法,在细菌中表达并提纯蛋白质的实验,包括人组织型谷氨酰胺转移酶重组蛋白,人肌红蛋白肌钙蛋白1。蛋白提纯后可用于免疫动物,生产多克隆抗体,也可直接用于临床检验室作为质控品。

在继续培养和扩大科研队伍的基础上,公司将瞄准国际国内高价值和高科技紧缺检验试剂,针对市场对试剂提出的更高要求,通过对试剂分子结构、体内代谢过程、临床用途等详细研究,开创创新型、高质量、低成本试剂系列,如自身免疫疾病检验试剂系列,并加强知识产权的申请和保护,逐步建立符合国家规定的GMP生产车间,努力将企业打造成知名的IVD实际科研生产基地。

该博士工作站的建立,在促进企业科技研发和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将有力地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并为企业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

Harper Government to Help Canadian Businesses Become Innovation Leaders

Toronto, Ontario, April 3, 2012—The success of ZBx Corpo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ction Plan 2012 were highlighted today by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delivering remarks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Canada and touring the facilities of ZBx Corporati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committed to taking innovative ideas into the marketplace where they can generate jobs, growth and prosperity,” said Minister Goodyear. “That’s why we have made new investments to support leading-edg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creasing business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crucial to Canada’s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and programs such a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s Industrial Research Assistance Program (NRC–IRAP) are helping businesses innovate.

An NRC-IRAP funding recipient, ZBx Corporation, founded in 2002, is an established leader in rapid medical diagnostics. ZBx Corporation develops rapid diagnostic platforms using its small-sample, whole-blood testing technology marketed under the trade name ZAP™. ZAP™ rapid tests operate on a simple platform technology requiring a single drop of whole blood from a finger prick with results in 10 to 15 minutes. ZBx Corporation provides its products to the medical, agricultural and veterinary sectors via partner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it began, ZBx Corporation had 2 employees; today, it employs 11 people in Toronto.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has been a government priority since 2006, as exemplifi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T Strategy in 2007 and the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followed. Federal S&T expenditures reached nearly $11.9 billion in 2010–11.

In Economic Action Plan 2012, our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1.1 billion over five years will go to suppor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500 million for venture capital. These investments and actions keep our economy strong, create high-quality jobs and ensure that Canada is a premier destination for the world’s brightest minds.

2012-04-03a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lighted the success of ZBx Corporation, an established company in rapid medical diagnostics.
2012-04-03b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r. Qin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ZBx Corporation, examine the ZAP™, a diagnostic platform that provides results from a finger prick blood sample.
2012-04-03c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Qin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ZBx Corporation, and Douglas Ball, Chairman and CEO, ZBx Corporation; examine the ZAP™, a diagnostic platform that provides results from a finger prick blood sample.

《山西煤老板》试读:《山西煤老板》 二

西山一带,是煤城上风上水的地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在西山脚下投资建设发电厂,当时就发现了上百座北朝墓葬。那时候,没有文物保护法,更没有严格的建设审批程序,大开发、大建设压倒了一切,除了个别文物被老百姓偷偷隐藏起来之外,大部分东西都被回填了。
于是,在数不清的墓葬上面,堆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电塔。
当地的村民最了解电厂地基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把电厂的凉水塔叫成了招魂塔。
西山火葬场就在招魂塔不远处的山沟里。
从山沟里延伸出来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南岸是火葬场,坐落在较为平坦的地方。前边是火葬炉和灵堂,后边是墓区,这些年来,火葬场的生意逐年好转,整个火葬场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漂亮。
河床的北岸,有一排低矮的平房,那是火葬场的职工宿舍。当然,火葬场的高级职工,也就是那些管理干部,早就在市里买了好房子,单位还配备了一辆豪华中巴,每天来往接送他们。而住在河床北岸低矮平房里的,无疑是火葬场里最没有地位的烧尸工。
驼背烧尸工老刘的家,就在这里。
老刘是一个很精细并且非常容易满足的人。这一点从他的三大爱好就能看出来:抽烟、喝酒、听晋剧。
老刘虽然是个普通人,因为干的工作不同,所以,他抽的都是好烟,喝的都是好酒。无庸讳言,他的那些高档烟酒,不是死者家属送的,就是他从墓葬区捡回来的。
墓葬区的每一处新坟,都有不少高级名烟名酒,那都是家属供奉死者的。大多数家属哭完亲人走后,供品仍然放在原地,希望逝者享用。可最后真正享用的人,并不是逝者,而是每天傍晚下班回家顺手牵羊的烧尸工老刘。
老刘是个收获很大的人,平均两三个月就能储存一车烟酒。
每到这时候,他的儿子就从山里开小面包车赶来,把东西拉回老家卖掉,光这一项的收入,每年就有###万。年收入###万,对一个贫困山村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老刘家就是凭着这项收入,盘下了解放以前大地主刘高远的三进院落,并且把老院装修一新,开发成了黄河边上最豪华的旅游宾馆。
在他们那个村,比村长、书记更有地位的人,就是老刘的老婆。她只要看谁不顺眼,那个人就成了村里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愤恨。村里人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城里的老刘,他们祖上积了德,老刘这辈子才撞上了财运。因为有了钱,老刘的家族才成了贫苦地区最有势力的家族。
身在城里的老刘,每天下班回家都不会空手进门,总是拎着大包小包,先到后面的储藏室,把傍晚捡回来的一大堆东西放好,然后进厨房做饭。
老刘烧得一手好菜。每天都要摆两三个盘子,一边喝酒,一边听晋剧,什么时候听得筋疲力尽了,这才上床睡觉。
这晚,老刘把菜摆好,打开录音机,屋子里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晋剧鼓乐。他刚倒满汾酒,正要品味,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老刘有些扫兴,冲着门外喊了一句:“谁呀?进来吧,门开着呢。”
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不认识的人,老刘有些奇怪:“这么晚了,还要烧人?”
一个胖子说:“我是矿上的,找你说点事。”
老刘没有让他们坐下,显然对这两个不速之客有些排斥:“矿上的死人,都烧完了,还找我干什么?”
胖子看了一眼旁边的矮个:“死人是烧完了。可,想让你帮个别的忙。”
老刘奇怪:“我能帮什么忙?难道一个死人还能烧两次?”
胖子莫名其妙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大纸袋子,放到了老刘饭桌上:“当然能烧两次了。这是三万块钱,给你的辛苦费。”
老刘接受死者家属的馈赠,是常有的事。只不过,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出手这么大方的。
他愣在了那里:“我是不是遇上鬼了?当然不是指你们。我弄不明白,怎么,死人能烧两次?”
进门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矮个这时候开了腔:“当然,一个死人不可能烧两次。是我们想让你烧两次。”
老刘看了一眼桌上的钱,然后抬起头来盯着两个陌生人:“那你们教我一个同一死人烧两次的办法,只要烧人的钱,我就想挣,不挣白不挣!”
胖子终于露出了笑脸:“只要想挣钱,那就好办多了。”
“行!我跟你们走,开炉去!”说完,老刘就开始披衣服,“这事,我三年前见过一回。有个老干部死了,烧了一次,家属嫌烧得不彻底,重新烧了一次。”
矮个赶忙把老刘拦住:“不用,不用。我教你一个重烧的办法,在家里就可以办完。”
老刘急了:“我虽然是个烧尸的,可家里没有炉子,我买不起也不敢买呀!”
矮个看了看胖子,笑了笑:“两次烧尸,一次你用炉子烧,另一次你用嘴烧就可以了。”
老刘眼睛瞪起来:“我说碰上鬼了,你们还不相信,哪有用嘴烧尸体的!”
矮个往前走了一步:“当然有。比如,你已经烧过二十六具尸体了,可别人要问起来,你就说只烧了六具!”
老刘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子警觉起来:“这哪是教我烧尸呢,这是教我骗人,把钱拿走!”
胖子一看老刘态度变了,却没有丝毫慌张,用手指着矮个:“老刘,你知道我是谁、面前的这个领导是谁吗?”
老刘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我才不管谁呢,只要教我骗人,马上滚蛋!”
矮个突然拉下脸来:“老刘,你这么说话,马上就把饭碗砸了。仔细想想,一年你往老家拉多少东西?你儿子凭什么每年能挣好几万?你老婆凭什么在村里当太上娘娘?假如我把这些情况给你们负责人说一下,你还能保住这份工作?家里还能像过去一样日进斗金吗?!”
老刘吃惊不小,睁大眼睛盯着矮个:“我的秘密,你怎么知道的?”
胖子发现老刘很紧张,开心地笑了:“老刘,你再有秘密,难道还能瞒得住老家的父母官?”
烧尸工老刘惊得几乎跌倒:“难道……你真的是老家的……官?”
胖子不慌不忙:“当然,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刘春风!”
“快坐,快坐!喝酒不?”老刘做梦都不敢想,老家的刘县长会半夜三更到他这个烧尸工家里来,“你这么大的人物,为什么会找我办那样的事?”
矮个当仁不让,坐到沙发上,看了看眼前的酒菜:“这有什么奇怪的。矿务局不止一个水峪沟煤矿,在咱们县不是也有一个大矿吗,还是县里的财政支柱呢。昨天,我和水峪沟矿的王书记吃饭,他发愁火葬场没有熟人,我就想起你来。为了避免让别人知道,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把王书记带到你家来了。”
原来,眼前的这个胖子,竟然是附近联营矿的大书记,眼前的矮个竟然是自己的父母官。作为烧尸工的老刘,尽管见过不少大干部,可那是在单位,从来没有在家里接待过。
他惊慌失措:“刘县长,你那么大的官,怎么会知道我这个烧尸工呢?”

《山西煤老板》试读:《山西煤老板》 一

熟悉煤城的人,都知道煤城有“三怪”。
“一怪”:道路交通是全中国最烂的,而跑在上面的汽车却是全中国最好的。
每一个初到煤城的驾车者,都会感到道路颠簸不平。无论你从南城到北城,还是从东城到西城,根本不会感觉到是在城市里行驶,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穿行,颠得人浑身难受,更严重的屁滚尿流。如果,你打开车窗看去,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奇异的景象: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穿梭奔流的,大都是豪华车。奔驰、宝马、悍马、路虎、劳斯莱斯、凯迪拉克等等屡见不鲜。煤城,简直就是一个尘土飞扬、流动穿梭的豪华汽车展览馆……
“二怪”:城里整天黑雾弥漫,城外经常艳阳高照。
煤城,从地理位置上,处在东西两山的夹缝中间。东山一年四季,花草满坡,艳阳高照;西山从春到秋,苍松翠柏,清泉飞瀑。可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站在东山之巅,还是西山之峰,俯身一望:脚下的城市,如同跌到一个巨大的煤坑里,黑雾弥漫,浓烟缭绕。城市的楼房,如同大煤坑里耸立的黑色墓碑;流动的车流,好像缓缓爬行的黑蚁;近处来来往往的人们,简直就是忽明忽暗的鬼影……
“三怪”:煤炭产业气壮如牛,文化遗址弃同废墟。
无论国有的、民营的,还是地下的煤矿,都发展得膘肥体壮,油脂横流。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们,在这个“鬼城”里生活得有滋有味。他们的举动,如二十辆悍马车一起迎亲的场面,无意间就成了互联网上最“雷人”的照片;煤老板们远在海南、北京、上海的豪宅,成了“狗崽队”搜索的重点目标。落魄的摄影师,可以从这里抓拍到时下最当红的女星与大腹便便的山西煤老板形影相随、男欢女爱的艳照。凭借几张焦点图片,“狗崽队员”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城邦之一的煤城,区域范围内分布着众多远古遗址、春秋霸城、北朝石刻、隋唐佛像、宋元戏台等等文化遗址,却因为无人问津,经费匮乏,保护不力,最终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被盗、坍塌、凹陷、风化,甚至成为废墟……
……
煤城有两个火葬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东边的离城市只有三五里,去那里操办丧事的人络绎不绝;而西边的靠近西山,距离市区三十多里,交通不便,平常来这里办丧葬的人相对来说较少。
最近几天,不知什么原因,一向寂寞空旷的西山火葬场,突然变得车水马龙,哭声不断。
特别奇怪的是,西山火葬场的门口,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许多保安,还增加了检查人员,但凡出入的人都需要登记。
繁杂的手续,激怒了不少死者亲属,有人质问:我是来办火化手续的,不是来办登机手续的。你们弄得这么复杂,难道真能把我的亲人送上天堂?!
有些外人隐约感觉到:最近频繁火化的这些死者身份特殊。这些死者究竟是谁?他们是正常死亡的吗?到底火化了多少人?为什么要保密呢?针对什么人保密呢?
最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是国家电视台的名记者老张。老张接到举报电话,就决定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采访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住的宾馆隔壁,当天就住进了人。而且只要他到哪里,隔壁房客就跟到哪里。特别让他窝火的是,采访的对象水峪沟煤矿突然停产,空无一人,周围的老百姓都不知躲避到了什么地方,一个人都找不到。更莫名其妙的是,水峪沟矿所在区、市国资局、安监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一个都不在。甚至老张到了区里宣传部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人竟然说没有上级部门的许可,不接受任何人采访。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家电视台记者老张想到了一个平常人都想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西山火葬场。
也许从那里能找到线索,也许从那里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想方设法赶到火葬场,尽管身后还跟着一个盯梢的。
最了解火葬场底细的人,是区里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王文献。
因为,那里的一切,他事先就得到了最准确的消息。
此时的王文献,正在飞机场登机,他马上飞往海南三亚。
尽管两天以来,一直没有联系上区委书记张巨海。但从有关人员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张书记正在天涯海角度假。
因为和红颜知己杨娟在一起,不便开手机,所以王文献联系不上他。
可是,眼下出了惊天大事,王文献不得不擅自闯宫,飞往三亚直接面见区委书记张巨海。
对火葬场情况最为关注的人,还有新任市长李立林。
当他得知水峪沟煤矿发生爆炸的时候,喝水的玻璃杯立刻就掉到地上,摔成了一大堆碎片,但他毫无察觉。
在场开会的人,明白发生了惊天大事,一个个躲了出去。只剩下报告情况的安监局局长,他一边擦汗一边观察市长的反应。
市长李立林的头脑中立刻呈现出两年前的情景:好友老张上任另外一个城市的市长,春风得意干了三个月,下面的中层干部还没有认全,结果发生了一场死亡五十多人的矿难。省委、省政府根据干部问责条例,当场就将老张免职。直到现在,好友老张赋闲在家,每天靠练字画画消磨时光。
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前的一幕又在自己面前上演了……
个人拥有矿权、国有矿务局托管的水峪沟煤矿突发矿难,死亡二十六人!
盯着安监局的报告,市长李立林好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
“这是真的吗?”李立林仍然不相信。
安监局局长低着头:“没有问题。”
“那我们到现场看看。”李立林突然意识到身为一把手的职责。
安监局局长低声回答:“不用去了。”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到场吗?!”李立林情绪有些失控。
安监局局长一脸无奈:“水峪沟矿王向东书记已经把死者都转移了,矿也停产了。”
“为什么要转移呢?”市长大为吃惊。
安监局局长:“为了躲避那些趁火打劫的记者。每次矿难一发生,就会招来一批记者。我们这里哭天喊地,他们那里问这问那,影响矿难的处理。所以,王书记就把死者转移了。”
市长李立林意识到,不管怎么样,哪怕明天免职,都应该到现场亲自处理后事,他当机立断:“走!不管那些记者,死者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去哪里!”
出了市政府大楼,李立林一行迅速向西奔去……
三亚南山国宾馆,背靠大山,面朝大海。站在国宾馆大堂的观景台上,周围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远处是风生水起的南海观音,近处是郁郁葱葱的椰树林。天空和海水的湛蓝,让人心境空明;椰树和海草的翠绿,让人生气盎然。
坐在观景台上的一对男女,身着海南特有的情侣服,尽情享受着人间美景。
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从脑后传来,那对身着海南岛服的情侣被吓了一跳:“张书记!出大事了,我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的!”
那对情侣中的男人很快镇静下来,妖媚女人赶紧躲开了。
尽管她掩着脸,不想让人认出来。但从山西赶来的王文献,凭直觉就知道,她是张书记的红颜知己、现任汇海煤焦集团的副总经理杨娟!
面色黝黑、体形发福的区委书记张巨海,看到部下不请自来,本能上感觉出来,不是发生了恶性案件,就是煤矿上发生了矿难。
“什么地方?死了多少人?”张巨海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水峪沟煤矿,二十六人。哎!”年轻的王文献像断了半截气,“当初,我真的不想……可是,领导你非要……这下完了!”
区委书记张巨海是何等聪明的人,当即明白了部下咽回去的半截话。
张巨海站起来拍拍部下的肩膀,宽慰王文献:“我知道,当初你不想分管安全生产。可那么安排,我是万般无奈呀!区长是个病秧子,一年光景就住半年医院,什么都指望不上。六个副区长中,两个是上面派来的,眼睛向上,根本不抓工作;两个女同志,纯属花瓶摆设。最后就剩下马志中和你了。”
“老马过的,那是神仙日子!”王文献满肚子委屈。
“是啊!马志中那小子,家里开着个大煤矿,每天日进斗金,心思都在家族企业上,我敢把安全生产这么重要的事靠给他吗?!我这么分工,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张巨海实在万般无奈。
王文献抬起头来,眼睛有些发红,他盯着张巨海:“书记,我跟你打赌:咱们还没回去,上面就执行问责条例,把我这副区长罢免了,信不信?”
张巨海看到部下沮丧的心情,情绪十分低落:“赶紧回去!我亲自去找市委书记段天生,跟他沟通沟通。”
一阵海风吹来,本来会让人心旷神怡,可这突如其来的会谈,让两人谁也提不起精神。
想起过去张书记对自己的栽培,王文献不好意思再继续为难他:“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心里明白,即使你去说情,也没有用,副区长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我这么匆忙赶来,是想问你一句: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书记张巨海心里一惊:“怎么?你在煤矿里有股份?不对呀!水峪沟煤矿我了解,那是矿务局托管的一个联营矿。上面的人,利用公家托管个人资产从中捞钱,个人股东凭借矿务局的保护伞生存。里面的股东我都知道,你没有股份的。怕什么?难道……”
王文献赶紧摆手:“煤矿上那些事,哪个挖出来都烫手。这么说吧,逢年过节,他们送个小卡小钱,我没有拒绝过,可大钱,尤其是十万以上的大钱,我根本不敢要!”
张巨海仍然惊诧不已:“那你担心什么?”
王文献虽然身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南,可还是本能地看了四周一下,生怕有人听见,小声说:“我怕市里……”
张巨海好像醒悟过来,盯着他问了一句:“市里书记和市长之间……”
王文献点点头。
区委书记张巨海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部下身在旋涡之中,早就预料到了这件事情的恶果。
张巨海不由得担心起来:“是啊,书记、市长不和。到了关键时候,一旦发生互相推诿,两人要为了自保,都不替部下说话,你真可能成了这件事的替死鬼。”
“只要不判刑、不开除公职,怎么处理都行!”王文献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底线。
区委书记张巨海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转身,同时吩咐部下:“回去以后,你直接到一线处理后事。其他事情,我来办。尤其是市委、市政府和事故调查组那里,我去周旋!”
得知矿难发生的消息,市委书记段天生正在北京考察文化产业。陪同他的人,除了秘书小孙之外,还有市里最大的私营煤矿主之一 ——汇海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国忠。
大煤老板赵国忠,身体肥胖,皮肤白嫩,像一头白熊。
段天生从来不拿电话,当孙秘书告诉他矿难的消息,他立即吩咐秘书去买当晚回山西的机票。同时,用电话交代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书记:代表市委马上去慰问死难者家属,做好善后……
然后,他转身登上了去博物馆的电梯,煤老板赵国忠亦步亦趋跟在后面。
这是北京最豪华、最市场化的一个博物馆,坐落在东边一处豪华大厦的六层。京城但凡举办拍卖会,都要事先在这里举办拍品展览。
显然,段天生是这里的常客,上了六层以后,用不着任何人的导引,他就穿过迷宫一样的通道,进入了豪华博物馆的展厅。
里面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字画。赵国忠发现,来这里赏宝的人,有很多经常上电视的影视明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也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段天生一看到展品,拿下了自己平时戴的黑框眼镜,换上了另外一副特制的金丝边眼镜,俨然一副学者的派头。
往日不苟言笑的面容,马上露出了认真渴望的眼神,甚至有的时候,他右手举起来,在空中不停地比画。显然,段书记是在头脑中临摹那些传世的作品。
煤老板赵国忠,过去曾经是一个中学教师,对文化并不陌生,并不是北京人印象中的傻、大、黑、粗的煤老板。赚了钱以后,他报名上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是,他学到的那些知识,真要和前面的段天生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
赵国忠看到段书记在一幅《元人秋猎图》前聚精会神地端详,不由得在画前停下脚步认真观察起来:远山、牧场、骏马、狂犬、溪流……画面上还有很多猎手。猎手神态不一,有的狂追猎物,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引吭高歌,还有的吸烟休憩……
赵国忠感觉到,这是一幅相当不错的元代作品。
他仔细看了一眼图卷下方的起拍价:人民币五千万元。他预感一旦上拍,没有###千万是拿不下来的。###千万,那是多大的一个数字呀,相当于自己手下一个中等煤矿半年的收入。
书记段天生一边拿放大镜看画卷,一边回头问赵国忠:“上了一年多北大,怎么样?入了点门道没有?”
赵国忠嘿嘿一笑:“别人不清楚,书记你还不清楚。北大那研究生班……”
“你不说,大家都知道。”段天生对现在的名校不屑一顾。
“我下一步准备开个书画院,专门把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大家和老干部请来,好好跟着学习。”赵国忠说出自己的计划。
段天生十分惋惜:“这年月,到处沾满铜臭味,连北大这样的地方都不能幸免。”
煤老板赵国忠这些年来受段天生的影响,业余时间钻研了不少有关古玩方面的书:“我看这幅画,从设色、构图、笔法,尤其是意境方面,都算得上元人上乘作品。比起黄公望的那些大山大水,毫不逊色。到拍的那天,咱们收进来,怎么样?”
段天生扭过头来,有些欣喜:“小赵,怪不得你能成大事呢,就是头脑聪明!学什么像什么,好多年轻人真比不上你。”
赵国忠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不是有你这个高明的师傅嘛!”
突然,段天生发现了什么,往后退了退,再次认真观察了好半天,明确地说:“这幅画最好不要下手!”
赵国忠有些吃惊:“为什么?这些年拍卖市场上宋元的东西,翻着跟头往上走,我们不买,别人也会出手的。”
段天生浅浅一笑:“小赵,你还是火候不到,这是一幅赝品!”
“不可能,不可能!”赵国忠环视四周,又看了看画卷,“哪能呢!这家拍卖行,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况且这幅画……”
书记段天生从上到下再次扫了一眼画卷:“你敢确定这是元人精品?”
赵国忠心里有些奇怪:“我感觉没错,是元代文人的上乘作品。你的疑问在什么地方?”
段天生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故意点了一支,没有抽,只是拿在手里轻轻摇曳,眼睛瞅着细细的烟气升腾起来:“吸烟,无论现在,还是古代,都是一件不雅的事情。画卷里有个吸烟的细节,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是元代文人画,元代文人那么追求高雅,怎么画卷上会有吸烟的场面呢?”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赵国忠突然明白了:“看来真是一件后世的仿作,还是段书记高明!”
段天生内心很得意,却没有表现出来:“高明什么,不过是见得多了罢了。走,咱们到那边喝茶去。”
“好!”赵国忠在前面引路。
“你这小子,赏画不怎么样,赏‘花’倒是好眼力。”段天生跟在后面。
“你是说公司新聘任的肖助理吧。”赵国忠发现书记对汇海集团一举一动非常关心。
“哪来的?”段天生显然十分好奇。
“从清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的。苏州美女,经济学硕士,才貌双全。”赵国忠说起来很自豪,“汇海集团发展到这个程度,不能老搞近亲繁殖。关键的岗位,还是需要引进优秀人才的。”
“既然要用人,千万要控制好。人才嘛,都是双刃剑,可以使企业兴旺发达,也能使企业一败涂地。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身为市委书记,段天生在用人方面极其谨慎小心,甚至到了无所作为的地步。
“煤矿生产管理,我可以靠给她。至于其他重要方面,我暂时不会让那个女人介入。等观察一段时间,有了完全控制的把握,再放手不迟。”赵国忠从段天生身上学到不少精妙的管理经验。
展览室旁边有个高档的茶楼,雕梁画栋,古意盎然。
两人落座,赵国忠叫了一壶书记最爱喝的西湖龙井,段天生一边品茶一边随意问:“市长李立林到任快半年了,你们工商联和煤老板们有什么反映吗?”
赵国忠倾身给书记续水:“‘孙猴子’上山没两天,屁股捂得很紧,看不出什么猫腻来。大家只是觉得……”
段天生意识到了什么:“觉得怎么样?”
只要说到实质性问题,谁都会有所顾忌,赵国忠声音低下来:“弟兄们觉得,常务副市长牛健太可惜了。他埋头苦干了两三年,好不容易熬到市长下台,空出了位置,却来了个李立林。大家认为上面这么安排有些不太公平。”
书记段天生喝了几杯茶,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段某是共产党的人,当然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听说,新市长李立林有个女同学,是美籍华人,好像姓史,叫史佳敏。她最近常到煤城来搞慈善,书记知道不知道?”赵国忠手眼通天。
“不知道。”段天生眼睛翻了翻,“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
“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包括李立林在内。”赵国忠解释,“前几天我从煤城回北京,偶尔在飞机上认识的。从那个女人说话的神态中我感觉出来:史女士过去和李立林的关系不同寻常。”
“不要随便怀疑人家不同寻常的关系嘛!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上心哦。”老段有个毛病,越关心的事情,越爱说反话。
赵国忠了解段书记的“特点”,他还特别爱听奉承话:“大家都评价段书记你最清廉,不像前任市长张国军,他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下台了,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算他走运。”
说到前任市长张国军,段天生本来想发泄一下,后来还是克制住了:“人生都是命啊!张国军多能干的一个人,就是抗不过命。少年得志,中年掌权,连我都不得不让他几分,可最后还是……可惜啊!”
赵国忠近来听到不少传闻:“据说他一个亲属也成了网上通缉犯了。”
段天生继续掩藏:“这个不太清楚。”
煤老板赵国忠心里明白,书记最爱听市井传闻:“坊间流传,上级从张国军的家里搜出来不少现钞,另外还有天亮集团的股票证,算得上惊天大案。上面还是英明,最后拿下了那帮家伙。”
看到赵国忠得意洋洋的神态,段天生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你不是庆幸老市长张国军被抓,而是庆幸天亮集团的郭天亮倒了霉吧!”
经段天生这么一说,赵国忠就不敢放肆了,书记继续敲打他:“我可是听说,郭天亮是个连钢刀都插不进嘴里的铁汉子!责任全自己担了,没有往张国军身上泼一点脏水。这样的企业家才可靠、才能成大事啊!”
段天生这么一番话,真是意味深长,赵国忠一下就明白过来其中的含义,他给自己解嘲:“郭天亮,我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最敬佩的就是他的人品,那是我的榜样。不过……”
段天生对这个年轻人一直没有完全放心,他追问:“不过什么……”
赵国忠努力装出非常诚恳的样子:“不过……他的企业和我的公司,都在一条矿脉上,彼此争来争去,不可避免。”
这个问题,段天生早就知道,他关心的不只是这个问题:“你们俩的煤矿和今天出事的水峪沟煤矿有联系吗?”
赵国忠当机立断:“肯定没有!”
段天生继续逼问,声音特别严厉:“真的没有吗?”
赵国忠出了虚汗:“真……真……真的。”
段天生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那省里来调查组,我就不担心了。”
赵国忠一听书记这么说,突然没了自信,满头大汗:“别……别……”
段天生明知故问:“你不是说水峪沟煤矿和你们没关系嘛,有什么好担心的?!”
赵国忠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是没直接关系。可出事的那个矿和我们的都在一条矿脉上。说白了,他在主脉上,我和郭天亮挖的是支脉。还是有些担心!”
段天生什么都明白了:“走!赶紧回去,看看有什么麻烦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