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晚清往事

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角力。两国的商人阶层也难免牵扯其中。而在清政府一方,据说曾有向晋商借款100万两白银的记录。事实上,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即使在乱世当中,晋商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甲午的动荡岁月以及此后更大的巨变庚子之乱中,年轻的大德恒商号掌柜阎维藩,根据时势变化,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和“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使大德恒不仅未受战争损失,反而大赢其利。

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某种程度上说是晋商“黄金时代”,然而旧式的经营之道毕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清朝覆亡后,晋商走向衰亡。

晋商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同样和国家征战大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的边防中心在长城一线,数量庞大的边防军团需要大量物资如米、麦、豆、草等供应。政府自行运输,效率低下,而鼓励商人代为运输,则成为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商人通过运输军粮能够获得盐引(盐为国家所垄断,获得盐引就可以去盐场换盐出售)和银两。

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来自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发了大财,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而到了明末后期,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并从事走私业。包括与蒙古、后金等进行贸易,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晋商在清朝时,获得了天然的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御用商人,比如担任内务府商人等。

票号里的金融创造

然而清代晋商的崛起,不光是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在金融方面的才华体现,这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山西票号的故事。著名的晋商雷履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清代中前期的代表性晋商。

雷履泰其实最早是一个颜料商人。在北京开设西裕成商号时,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一般的做法是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看到了兑换金融业的商机,他和另一位年轻的晋商李大成一起合作,出资(李大成出资30万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赢得了“信用最著”的好评。

而且,雷履泰还有发明创造。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为银两的10个数目“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露。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

雷履泰的创意很快就被其他山西商人学走。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也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总之,山西票号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独特金融创新。而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封闭环境,这种创新理论上应该是中国商业内生而非外来因素带入的,也可以说尤为不易。

雷履泰和他的日升昌是清代中期晋商掌门宗主的话,到了清末就有了乔氏势力的崛起。因为电视剧《乔家大院》而为当代人所熟悉的乔致庸就是最关键人物。而另一关键人物,则是被乔致庸提携,在文章开头出现的阎维藩。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值得一提的是,乔致庸原本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或者官员,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来他一心读书走仕途。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写道,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正因为如此,乔致庸拥有许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质。太平天国运动时,一时间南北商道中断,山西从事丝茶的几家老字号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很多人想转业,但乔致庸则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乔致庸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山西上万人的生计。最终乔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围,一跃成为山西地区最大的丝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买山种茶,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商道不畅的问题。

另外他礼贤下士,发掘了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并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晋商富庶,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晋商与军国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金融方面的发明创造外,晋商也继续保留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踊跃进入体制内,用金钱换取政治地位。可以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乃是清代晋商兴亡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沈万三的诅咒”就难免再次发作。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并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除了捐钱当官,晋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参与军国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为了筹饷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而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阎维藩得知这个消息后,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赢利超过百万两。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终须过去。清王朝覆灭后,晋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没有事先预计到,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晋商又一度想向银行转变,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镑,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晋商的衰落,现代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除了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晋商未能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晋商票号的中心未能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等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和现代的企业管理体制相接轨。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认可所谓 “有限责任”这一概念。但保守的晋商们没有及时利用这种政策利好。其实当时的晋商之一蔚泰厚京号经理李宏龄在给总号的信中已经提及有限责任,并指出有限责任的好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责任,即使折阅殆尽,不过其已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其组建银行的建议最终未被总号采纳,这也成为晋商保守的明证。

晋商们并没有在《钦定大清商律》实施后没有将票号改组为有限责任的银行,最终导致在票号周转上不利,无力偿还债务时,“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然而,现代研究者常海峰认为,中国商家,尤其是晋商,无限责任的承担某种程度上是信誉的一种表现。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观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父亲去世后,体面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偿还。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责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赔光了事,与东家无关,你们欠债不能还只能自认倒霉。显然无论对于东家、商号还是相与,这种观念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人对于有限责任是极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债务人也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有限责任,试图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与其经营规模来对比,山西票号的自有资本不大,他们的资本金一般在几十万两白银,而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白银。票号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凭借的就是信誉。而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够确立,凭借的却不是信誉,而是资本规模。即便是当年的李宏龄,也只是建议各票号“每家各出资三五万两”,成立有限责任的银行,而各票号继续沿用原来的经营模式。如果晋商的票号主动采用有限责任的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会被世人视为放弃“信用”而自掘坟墓。

张子宇

范浩里:晋商制度文化的理性探析与时代传承

明清时代的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曾经为中华商业文明的进步、进化和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晋商以山西为背景,以商贸金融为中心,以本土商帮集群独有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人才开发范式为载体,由南而北、依次推进、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本质意义上的货殖文化、营商文化、企业文化和人本文化,曾以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各行各业的主流地位。由此而构成这一区域的历史典型性、资源多样性和遗存传承性。

有鉴于如此厚重的资源背景,催生了上世纪末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他们以“经济人”的独特视角,对晋商现象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多角度历史扫描和文化梳理。通过山西商帮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传承基因的理性探析,揭示了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长期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机理,以历史经典实践的“切片”研究和制度文化资源的有效聚合,激发晋商文化力的创新与再造功能,藉以化解当代企业治理领域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也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拓展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实现路径。

一、晋商制度文化的资源禀赋,源于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商帮治理模式。

在晋商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的历史传承中,商帮治理思维与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是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和100多年票路开拓发展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在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不断分离的变革实践中,山西商人不仅吸纳宋、元时期“朋合制”管理元素,开创了一种“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发展模式,而且在数百年探索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以“银股”与“身股”为基础的“顶生意制度”,让晋商在中国企业制度史上率先完成了从“营商秘诀”到显性产权制度设计的历史进化。从清嘉庆年间平遥财东李大全创办手工作坊“西裕成”颜料庄,到道光年间雷履泰为“日昇昌”票号初创而设计的资本组织形式问世,晋商把资本出资者的“银股”和劳动出智出力者的“身股”权益绑定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以契约方式界定了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的资本分配格局,从而开启了晋商以产权保护和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先河。

从中国第一个专营票号“日昇昌”的创立,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改组为银号,在垄断中国近代金融汇兑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晋帮票号和大多商号都效法日昇昌“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设计运作原理,建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其潮流遍及晋省内外,影响延展亚欧大陆。祁县大德通票号从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十年(1921)的37年中,曾五次修订号规,其约束和激励性铺章条款多达73条。这种以契约精神规范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行为,不仅成为晋商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主要体制支撑,而且顺应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市场需要,为近代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共有银股20俸(每俸一万两白银),享有“身股”资格的从业人员23人,合计持有身股9.7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48.5%;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银股并未增加,而享有身股的人员却从23人增至57人,身股总量增至23.95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119.75%。时年账期分红74.288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每股平均分红1.7万两白银。身股拥有者比银股持有者多分白银6.288万两。

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引领,才有山西民间商业集群和资本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的大范围崛起。尤其是在清政府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缺失的经济背景下,晋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发生在200年前的这一制度文化资源的聚合与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不仅彰显了晋商先贤们清晰的文化自觉,而且折射出一代民族商帮朴素的产权经济思想。

二、晋商制度文化的本源价值,始于劳动和资本的和谐共创与激励兼容。

在晋商制度文化资源中,“身股制”是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和市场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职业经理人员及伙友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它的制度激励作用和文化力渗透功能,综合体现在劳资共进、共创、共治和共享机制的运行之中:

(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价值理性——“劳资一体”。这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它把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聚合在既定的治理框架内,削平财产悬殊,共享平等权利;通过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型构方法通过“劳合”与“资合”的“合力向量”推动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建设,把劳、资主体的既定目标与物质诉求绑定在同一运行平台。通过举乡避亲的员工“请进”制度、严苛刚正的组织约束制度和长效厚益的绩效激励制度,将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价值理性和“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治理效果。

(二)“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经营机制,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工具理性——“两权分离”。晋商的“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运行方法,把分权式商帮治理思维运用到股东、掌柜、员工之间,并以职业权利的划分、授予、监管、考核、激励和约束,来规范企业及其成员之间的责任边界和权利运行关系。从而搭建起“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商帮治理框架。这种“两权分离”的体制特征和精神价值传导,随着产业驱动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方向,逐步演变成一种以家国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己任的物质文化管理体系;而由这种权利行使关系形成的治理结构,则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这种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行权机制,在以人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经营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制度性“颠覆”!它的工具理性在于把“劳资一体、两权分离”的资本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具体的规模业态和运行方式;再通过产业链构筑的梯度推进和有序竞争,把企业打造成产业适度多元、产权无缝连接、经营专业连锁、区域集群发展的“商业帝国”。如清中叶进入鼎盛发展的太谷曹家“砺金德”控股集团,他们在“两权分离”背景下的多元经营曾横跨十三个产业、布局640多个商号,拥有从业人员3.7万人。雄起于中、蒙、俄黄金商道的国际商团“大盛魁”,则以职业经理人的运筹帷幄,促其民间资本运营总量曾达3000万两白银的规模。“山西第一外贸世家”榆次常氏集团从乾隆年间起步,实施东、掌“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在万里茶道近200年的开拓实践中,发展和壮大了以“十大玉”、“十大德”为标志的商业外贸集群,其茶贸经营份额曾占到中俄茶贸交易量的四成之多。这些都是晋商为中华商业文明进步、进化和提升所提供的产业经济实践与物质文化佐证。

(三)“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治理规则,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激励兼容”。商人是有个性、有感情、有知识、有思想的一个群体,他们也需要尊重、需要关心、需要培养、需要激励。因此晋商的制度文化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链接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其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恰恰就切中了“人性”的要害,创造了劳动与资本独具特色的共创共享机制,并以文化力的强力渗透,将运行规则快速转化成企业成员的公共观念、责任心和人格化产权。晋商以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的具象管理行为,把“激励”和“兼容”的方法用到了极致,从而实现了营商活动中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

回望历史、鉴古知今,晋商以“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上堪称“经典”!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人力资本股权制”的显性制度早出现150年,“东掌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比全球最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当代晋商多数企业的产权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先贤的思维高度和治理水准。

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在于推动文化力的创新再造与企业制度转型。

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是重要命题。如果从李宏龄1917年的《同舟忠告》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如何将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在一起,并为当代晋商的转型发展辟出一条新路,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实践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揭示了晋商“劳资一体、两权分离、激励兼容”的文化特征与本源价值,并在吸纳本土120多个企业资本化、社会化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实战思维基础上,创立了以资本治理、成本治理、人本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三本治理模型》,并以能量转化的方式将晋商数百年前孕育和践行的产权制度设计思想,转化为当代企业深改转型的一种全新的资源禀赋。从2013年7月起,晋中市人民政府站在国家治理的微观层面,把《三本治理模型》的实战应用确定为本土中小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在十二个县(区)市部署了“中小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他们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129个试点示范企业实施“三本治理”与“四量评价”,并经过企业自评、县级初评、市级综评的三级评价机制和四大体系、二十二纲、七十七目和一百四十八项管理标准的现场测评,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建制立标、倒逼管理;贯标践行、规范管理;默化提升、精益管理”。全市拟在三年周期内实现“百家公司试点示范、千户企业自考自评”的阶段提升目标。这项管理提升行动的实操要点有三:

(一)重塑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应用模型”。针对中小企业自由式、自发式和家族式管理情境,向传统企业输入三本治理模型,重塑企业现代治理体系:一是资本治理体系。从资本投资起步,到法人财产、产权制度、运行规则,直至所有制实现形式与分配制度的落实兑现,型构了一整套“价值型”产权保护制度和治理体系;二是成本治理体系。从成本投入起步,到要素品质、工程经济、运行规则,直至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的绩效实现,型构了一整套“工具型”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三是人本治理体系。从人力资源起步,到价值引领、企业文化、运行规则,直至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的优化提升,型构了一整套“方法型”文化建设机制与治理体系。

“三本治理”思维源自于传统晋商的制度文化与当代企业的变革思维。重塑这样的应用模型和治理体系,企业就能在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组织、自调矫方式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随机营造企业管理“势”,集聚企业管理“能”,激发企业管理“力”,有效推进企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快速构建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的统领机制。

(二)导入企业治理能力提升的“实操工具”。通过“368”管理提升工程和“427”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深改转型提供两部实战适用的“治理公器”: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管理提升行动中以“三本输入”为核心的三个基础管理领域及其系统运作模式:“3”是指建立三维管理结构,即:产权制度、工程经济、企业文化。其主要功能特征是确立科学、合理、均衡、稳定的企业管理体制;“6”是指激活六步驱动流程,即:制度安排、能力修炼、流程再造、绩效调控、文化整合、激励兼容。其主要运行特征是建立造势、聚能、给力、驱动的管理运行机制;“8”是指引入八项调矫方法,即:思维变革的目标导向机制、持续创新的生态优化机制、同频共振的力量集成机制、转型发展的全局统摄机制、秩序型构的刚性约束机制、高绩高效的组织行为机制、永续推进的战略激励机制、自我超越的人格修炼机制。八项调矫机制的应用特征是针对管理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衡状况,随机实施把脉、调矫、平衡、再创新的调控手段。

“427绩效评价体系”,是以管理提升行动中“四量考评”为核心的管理评价标准和系统考核方法:“4”是指建立起四大绩效反馈体系,即:以“资本存量”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运行评价体系,以“资源增量”为核心的工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以“运行序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以“发展质量”为核心的经营者素质与团队整体评价体系。其“渠道”特征是按照整体、系统、要素、细胞的依序驱动来完成绩效反馈;“2”是指在评价体系中设置的二十二个绩效评价纲要:其运行特征是按照专业、分工、协同、整合的业务职能来完成分类考核;“7”是指从二十二纲中分蘖出来的七十七个单项考核细目及其相对应的一百四十二个评价计分标准。其功能特征是通过标准、标的、计考、赋分的现场测评来完成绩效确认。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以“三本治理模型”为体制骨架的一种“建制”模式;“427绩效评价体系”则是以“四系考评”为核心的一种“立标”方法。两者是纲与目的关系、模与型的关系、阳与阴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两套实操工具的综合应用,可对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方向、实操流程、绩效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建立企业治理方法运行的“推进机制”。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目标,并按三个不同层次梯度推进,以实现企业治理体系的顺序成长和治理能力的有序突破。

第一阶段推进机制:建制立标、倒逼管理。本阶段主要工作任务是按照《三本治理模型》和《四系评价标准》的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现代管理知识应用体系。在不推倒原有管理基础的前提下,以系统性学习、结构性改造、知识性替代和开创性发展的方式,形成倒逼管理的推动机制。

第二阶段推进机制:贯标践行、规范管理。本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建制立标和达标评价的工作成果,将管理提升行动转向贯标践行和规范管理。期间的工作重点有三:一是依据建制立标基本要求,按照既定的管理层级和作业系统,把贯标践行任务从高层到中层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二是通过立规教育,提高管理团队对规范化管理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制度功能的认知度,用企业成员点点滴滴的思维与行为调整,促进其管理思维的变革和执行理念的转变;三是通过核心价值体系的宣贯,形成管理团队与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共识,激发和推动企业发展的整体潜能和软实力提升。

第三阶段推进机制:默化提升、精益管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标管理的践行和提升,建立起常规性和硬约束相结合的周期性评价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形成一种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自组织、自调矫、自完善运行机制。在管理效果方面实现“三个统一”,即:实现管理体制架构与管理组织行为相统一,形成清晰稳定的体制基础和灵敏有序的机制活力;二是实现管理过程与管理责任相统一,形成以新体制、新机制为制高点的反向推动与倒逼能力;三是实现管理目标与管理绩效相统一,形成以改革基础管理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的提质增效机制。

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是晋商故里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项重大创新。面对企业增长幅度的大幅减缓、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的连绵困扰、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和传统体制的多方掣肘等尖锐矛盾,仅仅在重塑企业治理“应用模型”、激活企业治理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立推动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目标,并在关键领域和要害部位加大深改力度:

一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要求,率先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为传统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全新的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不断提升产权制度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统摄功能;

二是自觉按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要求,率先推动传统企业的物质载体和产业基础的变革转型,为实现企业物质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能量源泉和财富保障。不断提升工程经济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支撑功能;

三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要求,率先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与管理组织环境建设,为实现企业精神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保障。不断提升企业文化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激活功能;

四是自觉按照国家“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率先重视和强化现代企业领率团队和企业家队伍建设,为实现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战略资源与人才保障。不断提升经营团队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领率功能。

目前,晋中市中小企业以“三本治理”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已全面铺开,一个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深改转型热潮正在蓬勃兴起。

联想巨亏VS华为称王: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胜负已分

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仅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即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7和Mate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已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google)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开发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阶段,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一个民营出版商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当时的个别主要领导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辞去了《工人日报》记者下海,南下广州,加入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沉重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动荡,其损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灾。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今天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十几年前那场争论、为那本未能出版图书划上句号,了却一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1-3年,倘若我们真的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的道路选择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该如何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民族企业,沦为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元金融寡头资本的奴仆,不仅丧失国家经济、货币和金融主权,乃至失去政治主权,甚至丧失种族生存的自主权;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彻底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甚至实施军事管制,扼杀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届时,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