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的晚清往事

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角力。两国的商人阶层也难免牵扯其中。而在清政府一方,据说曾有向晋商借款100万两白银的记录。事实上,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即使在乱世当中,晋商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甲午的动荡岁月以及此后更大的巨变庚子之乱中,年轻的大德恒商号掌柜阎维藩,根据时势变化,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和“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使大德恒不仅未受战争损失,反而大赢其利。

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某种程度上说是晋商“黄金时代”,然而旧式的经营之道毕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清朝覆亡后,晋商走向衰亡。

晋商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同样和国家征战大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的边防中心在长城一线,数量庞大的边防军团需要大量物资如米、麦、豆、草等供应。政府自行运输,效率低下,而鼓励商人代为运输,则成为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商人通过运输军粮能够获得盐引(盐为国家所垄断,获得盐引就可以去盐场换盐出售)和银两。

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来自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发了大财,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而到了明末后期,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并从事走私业。包括与蒙古、后金等进行贸易,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晋商在清朝时,获得了天然的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御用商人,比如担任内务府商人等。

票号里的金融创造

然而清代晋商的崛起,不光是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在金融方面的才华体现,这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山西票号的故事。著名的晋商雷履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清代中前期的代表性晋商。

雷履泰其实最早是一个颜料商人。在北京开设西裕成商号时,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一般的做法是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看到了兑换金融业的商机,他和另一位年轻的晋商李大成一起合作,出资(李大成出资30万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赢得了“信用最著”的好评。

而且,雷履泰还有发明创造。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为银两的10个数目“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露。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

雷履泰的创意很快就被其他山西商人学走。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也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总之,山西票号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独特金融创新。而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封闭环境,这种创新理论上应该是中国商业内生而非外来因素带入的,也可以说尤为不易。

雷履泰和他的日升昌是清代中期晋商掌门宗主的话,到了清末就有了乔氏势力的崛起。因为电视剧《乔家大院》而为当代人所熟悉的乔致庸就是最关键人物。而另一关键人物,则是被乔致庸提携,在文章开头出现的阎维藩。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值得一提的是,乔致庸原本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或者官员,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来他一心读书走仕途。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写道,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正因为如此,乔致庸拥有许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质。太平天国运动时,一时间南北商道中断,山西从事丝茶的几家老字号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很多人想转业,但乔致庸则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乔致庸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山西上万人的生计。最终乔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围,一跃成为山西地区最大的丝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买山种茶,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商道不畅的问题。

另外他礼贤下士,发掘了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并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晋商富庶,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晋商与军国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金融方面的发明创造外,晋商也继续保留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踊跃进入体制内,用金钱换取政治地位。可以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乃是清代晋商兴亡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沈万三的诅咒”就难免再次发作。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并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除了捐钱当官,晋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参与军国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为了筹饷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而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阎维藩得知这个消息后,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赢利超过百万两。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终须过去。清王朝覆灭后,晋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没有事先预计到,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晋商又一度想向银行转变,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镑,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晋商的衰落,现代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除了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晋商未能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晋商票号的中心未能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等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和现代的企业管理体制相接轨。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认可所谓 “有限责任”这一概念。但保守的晋商们没有及时利用这种政策利好。其实当时的晋商之一蔚泰厚京号经理李宏龄在给总号的信中已经提及有限责任,并指出有限责任的好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责任,即使折阅殆尽,不过其已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其组建银行的建议最终未被总号采纳,这也成为晋商保守的明证。

晋商们并没有在《钦定大清商律》实施后没有将票号改组为有限责任的银行,最终导致在票号周转上不利,无力偿还债务时,“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然而,现代研究者常海峰认为,中国商家,尤其是晋商,无限责任的承担某种程度上是信誉的一种表现。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观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父亲去世后,体面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偿还。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责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赔光了事,与东家无关,你们欠债不能还只能自认倒霉。显然无论对于东家、商号还是相与,这种观念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人对于有限责任是极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债务人也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有限责任,试图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与其经营规模来对比,山西票号的自有资本不大,他们的资本金一般在几十万两白银,而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白银。票号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凭借的就是信誉。而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够确立,凭借的却不是信誉,而是资本规模。即便是当年的李宏龄,也只是建议各票号“每家各出资三五万两”,成立有限责任的银行,而各票号继续沿用原来的经营模式。如果晋商的票号主动采用有限责任的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会被世人视为放弃“信用”而自掘坟墓。

张子宇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