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浩里:晋商制度文化的理性探析与时代传承

明清时代的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曾经为中华商业文明的进步、进化和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晋商以山西为背景,以商贸金融为中心,以本土商帮集群独有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人才开发范式为载体,由南而北、依次推进、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本质意义上的货殖文化、营商文化、企业文化和人本文化,曾以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各行各业的主流地位。由此而构成这一区域的历史典型性、资源多样性和遗存传承性。

有鉴于如此厚重的资源背景,催生了上世纪末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他们以“经济人”的独特视角,对晋商现象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多角度历史扫描和文化梳理。通过山西商帮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传承基因的理性探析,揭示了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长期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机理,以历史经典实践的“切片”研究和制度文化资源的有效聚合,激发晋商文化力的创新与再造功能,藉以化解当代企业治理领域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也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拓展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实现路径。

一、晋商制度文化的资源禀赋,源于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商帮治理模式。

在晋商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的历史传承中,商帮治理思维与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是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和100多年票路开拓发展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在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不断分离的变革实践中,山西商人不仅吸纳宋、元时期“朋合制”管理元素,开创了一种“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发展模式,而且在数百年探索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以“银股”与“身股”为基础的“顶生意制度”,让晋商在中国企业制度史上率先完成了从“营商秘诀”到显性产权制度设计的历史进化。从清嘉庆年间平遥财东李大全创办手工作坊“西裕成”颜料庄,到道光年间雷履泰为“日昇昌”票号初创而设计的资本组织形式问世,晋商把资本出资者的“银股”和劳动出智出力者的“身股”权益绑定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以契约方式界定了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的资本分配格局,从而开启了晋商以产权保护和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先河。

从中国第一个专营票号“日昇昌”的创立,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改组为银号,在垄断中国近代金融汇兑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晋帮票号和大多商号都效法日昇昌“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设计运作原理,建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其潮流遍及晋省内外,影响延展亚欧大陆。祁县大德通票号从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十年(1921)的37年中,曾五次修订号规,其约束和激励性铺章条款多达73条。这种以契约精神规范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行为,不仅成为晋商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主要体制支撑,而且顺应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市场需要,为近代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共有银股20俸(每俸一万两白银),享有“身股”资格的从业人员23人,合计持有身股9.7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48.5%;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银股并未增加,而享有身股的人员却从23人增至57人,身股总量增至23.95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119.75%。时年账期分红74.288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每股平均分红1.7万两白银。身股拥有者比银股持有者多分白银6.288万两。

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引领,才有山西民间商业集群和资本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的大范围崛起。尤其是在清政府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缺失的经济背景下,晋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发生在200年前的这一制度文化资源的聚合与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不仅彰显了晋商先贤们清晰的文化自觉,而且折射出一代民族商帮朴素的产权经济思想。

二、晋商制度文化的本源价值,始于劳动和资本的和谐共创与激励兼容。

在晋商制度文化资源中,“身股制”是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和市场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职业经理人员及伙友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它的制度激励作用和文化力渗透功能,综合体现在劳资共进、共创、共治和共享机制的运行之中:

(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价值理性——“劳资一体”。这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它把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聚合在既定的治理框架内,削平财产悬殊,共享平等权利;通过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型构方法通过“劳合”与“资合”的“合力向量”推动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建设,把劳、资主体的既定目标与物质诉求绑定在同一运行平台。通过举乡避亲的员工“请进”制度、严苛刚正的组织约束制度和长效厚益的绩效激励制度,将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价值理性和“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治理效果。

(二)“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经营机制,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工具理性——“两权分离”。晋商的“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运行方法,把分权式商帮治理思维运用到股东、掌柜、员工之间,并以职业权利的划分、授予、监管、考核、激励和约束,来规范企业及其成员之间的责任边界和权利运行关系。从而搭建起“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商帮治理框架。这种“两权分离”的体制特征和精神价值传导,随着产业驱动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方向,逐步演变成一种以家国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己任的物质文化管理体系;而由这种权利行使关系形成的治理结构,则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这种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行权机制,在以人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经营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制度性“颠覆”!它的工具理性在于把“劳资一体、两权分离”的资本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具体的规模业态和运行方式;再通过产业链构筑的梯度推进和有序竞争,把企业打造成产业适度多元、产权无缝连接、经营专业连锁、区域集群发展的“商业帝国”。如清中叶进入鼎盛发展的太谷曹家“砺金德”控股集团,他们在“两权分离”背景下的多元经营曾横跨十三个产业、布局640多个商号,拥有从业人员3.7万人。雄起于中、蒙、俄黄金商道的国际商团“大盛魁”,则以职业经理人的运筹帷幄,促其民间资本运营总量曾达3000万两白银的规模。“山西第一外贸世家”榆次常氏集团从乾隆年间起步,实施东、掌“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在万里茶道近200年的开拓实践中,发展和壮大了以“十大玉”、“十大德”为标志的商业外贸集群,其茶贸经营份额曾占到中俄茶贸交易量的四成之多。这些都是晋商为中华商业文明进步、进化和提升所提供的产业经济实践与物质文化佐证。

(三)“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治理规则,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激励兼容”。商人是有个性、有感情、有知识、有思想的一个群体,他们也需要尊重、需要关心、需要培养、需要激励。因此晋商的制度文化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链接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其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恰恰就切中了“人性”的要害,创造了劳动与资本独具特色的共创共享机制,并以文化力的强力渗透,将运行规则快速转化成企业成员的公共观念、责任心和人格化产权。晋商以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的具象管理行为,把“激励”和“兼容”的方法用到了极致,从而实现了营商活动中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

回望历史、鉴古知今,晋商以“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上堪称“经典”!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人力资本股权制”的显性制度早出现150年,“东掌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比全球最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当代晋商多数企业的产权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先贤的思维高度和治理水准。

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在于推动文化力的创新再造与企业制度转型。

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是重要命题。如果从李宏龄1917年的《同舟忠告》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如何将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在一起,并为当代晋商的转型发展辟出一条新路,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实践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揭示了晋商“劳资一体、两权分离、激励兼容”的文化特征与本源价值,并在吸纳本土120多个企业资本化、社会化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实战思维基础上,创立了以资本治理、成本治理、人本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三本治理模型》,并以能量转化的方式将晋商数百年前孕育和践行的产权制度设计思想,转化为当代企业深改转型的一种全新的资源禀赋。从2013年7月起,晋中市人民政府站在国家治理的微观层面,把《三本治理模型》的实战应用确定为本土中小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在十二个县(区)市部署了“中小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他们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129个试点示范企业实施“三本治理”与“四量评价”,并经过企业自评、县级初评、市级综评的三级评价机制和四大体系、二十二纲、七十七目和一百四十八项管理标准的现场测评,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建制立标、倒逼管理;贯标践行、规范管理;默化提升、精益管理”。全市拟在三年周期内实现“百家公司试点示范、千户企业自考自评”的阶段提升目标。这项管理提升行动的实操要点有三:

(一)重塑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应用模型”。针对中小企业自由式、自发式和家族式管理情境,向传统企业输入三本治理模型,重塑企业现代治理体系:一是资本治理体系。从资本投资起步,到法人财产、产权制度、运行规则,直至所有制实现形式与分配制度的落实兑现,型构了一整套“价值型”产权保护制度和治理体系;二是成本治理体系。从成本投入起步,到要素品质、工程经济、运行规则,直至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的绩效实现,型构了一整套“工具型”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三是人本治理体系。从人力资源起步,到价值引领、企业文化、运行规则,直至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的优化提升,型构了一整套“方法型”文化建设机制与治理体系。

“三本治理”思维源自于传统晋商的制度文化与当代企业的变革思维。重塑这样的应用模型和治理体系,企业就能在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组织、自调矫方式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随机营造企业管理“势”,集聚企业管理“能”,激发企业管理“力”,有效推进企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快速构建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的统领机制。

(二)导入企业治理能力提升的“实操工具”。通过“368”管理提升工程和“427”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深改转型提供两部实战适用的“治理公器”: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管理提升行动中以“三本输入”为核心的三个基础管理领域及其系统运作模式:“3”是指建立三维管理结构,即:产权制度、工程经济、企业文化。其主要功能特征是确立科学、合理、均衡、稳定的企业管理体制;“6”是指激活六步驱动流程,即:制度安排、能力修炼、流程再造、绩效调控、文化整合、激励兼容。其主要运行特征是建立造势、聚能、给力、驱动的管理运行机制;“8”是指引入八项调矫方法,即:思维变革的目标导向机制、持续创新的生态优化机制、同频共振的力量集成机制、转型发展的全局统摄机制、秩序型构的刚性约束机制、高绩高效的组织行为机制、永续推进的战略激励机制、自我超越的人格修炼机制。八项调矫机制的应用特征是针对管理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衡状况,随机实施把脉、调矫、平衡、再创新的调控手段。

“427绩效评价体系”,是以管理提升行动中“四量考评”为核心的管理评价标准和系统考核方法:“4”是指建立起四大绩效反馈体系,即:以“资本存量”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运行评价体系,以“资源增量”为核心的工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以“运行序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以“发展质量”为核心的经营者素质与团队整体评价体系。其“渠道”特征是按照整体、系统、要素、细胞的依序驱动来完成绩效反馈;“2”是指在评价体系中设置的二十二个绩效评价纲要:其运行特征是按照专业、分工、协同、整合的业务职能来完成分类考核;“7”是指从二十二纲中分蘖出来的七十七个单项考核细目及其相对应的一百四十二个评价计分标准。其功能特征是通过标准、标的、计考、赋分的现场测评来完成绩效确认。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以“三本治理模型”为体制骨架的一种“建制”模式;“427绩效评价体系”则是以“四系考评”为核心的一种“立标”方法。两者是纲与目的关系、模与型的关系、阳与阴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两套实操工具的综合应用,可对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方向、实操流程、绩效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建立企业治理方法运行的“推进机制”。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目标,并按三个不同层次梯度推进,以实现企业治理体系的顺序成长和治理能力的有序突破。

第一阶段推进机制:建制立标、倒逼管理。本阶段主要工作任务是按照《三本治理模型》和《四系评价标准》的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现代管理知识应用体系。在不推倒原有管理基础的前提下,以系统性学习、结构性改造、知识性替代和开创性发展的方式,形成倒逼管理的推动机制。

第二阶段推进机制:贯标践行、规范管理。本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建制立标和达标评价的工作成果,将管理提升行动转向贯标践行和规范管理。期间的工作重点有三:一是依据建制立标基本要求,按照既定的管理层级和作业系统,把贯标践行任务从高层到中层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二是通过立规教育,提高管理团队对规范化管理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制度功能的认知度,用企业成员点点滴滴的思维与行为调整,促进其管理思维的变革和执行理念的转变;三是通过核心价值体系的宣贯,形成管理团队与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共识,激发和推动企业发展的整体潜能和软实力提升。

第三阶段推进机制:默化提升、精益管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标管理的践行和提升,建立起常规性和硬约束相结合的周期性评价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形成一种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自组织、自调矫、自完善运行机制。在管理效果方面实现“三个统一”,即:实现管理体制架构与管理组织行为相统一,形成清晰稳定的体制基础和灵敏有序的机制活力;二是实现管理过程与管理责任相统一,形成以新体制、新机制为制高点的反向推动与倒逼能力;三是实现管理目标与管理绩效相统一,形成以改革基础管理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的提质增效机制。

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是晋商故里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项重大创新。面对企业增长幅度的大幅减缓、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的连绵困扰、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和传统体制的多方掣肘等尖锐矛盾,仅仅在重塑企业治理“应用模型”、激活企业治理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立推动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目标,并在关键领域和要害部位加大深改力度:

一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要求,率先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为传统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全新的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不断提升产权制度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统摄功能;

二是自觉按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要求,率先推动传统企业的物质载体和产业基础的变革转型,为实现企业物质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能量源泉和财富保障。不断提升工程经济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支撑功能;

三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要求,率先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与管理组织环境建设,为实现企业精神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保障。不断提升企业文化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激活功能;

四是自觉按照国家“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率先重视和强化现代企业领率团队和企业家队伍建设,为实现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战略资源与人才保障。不断提升经营团队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领率功能。

目前,晋中市中小企业以“三本治理”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已全面铺开,一个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深改转型热潮正在蓬勃兴起。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This site uses Akismet to reduce spam. Learn how your comment data is proc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