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下的中国管理: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

为什么由我来讲这个主题?

我从来不做单纯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我要求自己的每一个研究必须扎根在自己的生命体验之中。

1993年大学毕业不久,我曾经在SONY公司工作过两年。1996年,当我辞职的时候,日本经理极力挽留我,请我在亮马河大厦的萨拉伯尔餐厅吃韩国烧烤。席间,他诚恳地对我说,“赵向阳,我觉得你像一个日本人”。

2002年到2005年期间,我又花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德国拿到博士。我的导师Michael Frese教授和德国同事经常开玩笑地把我叫“German Zhao”。

所以,多多少少,我对这两个国家有一些具体感性的认知,对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比较认同。

我们从英美所学到的经验和教训,以及转型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以苏联为师,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奠定了基本的工业基础,但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从1979年到2018年,以英美为师,全面学习和建立市场经济,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引进消化吸收外国一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建立了全世界上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工厂”。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同时也学会了创新,建立起了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尤其是2008年之后,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之后,中国逐渐也走上了与美国类似的道路,经济上脱实入虚,主要依靠房地产、金融业、互联网和服务业等发展。制造业在赚快钱、赚轻松钱、一切向钱看的压力下,日益变成了非常苦逼的行业。最近几年,我国重提振兴制造业,非常及时和英明,为时不晚。在美国出现了二十年的产业断代现象(请参考曹德旺9月15日在CCTV《对话》节目),在中国还没有大面积出现。

英美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政府-企业-社会”非常不平衡,社会贫富分化过于严重。特别是,美国的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利用技术和金钱的结盟,几乎完全绑架了社会的发展。他们枉顾金字塔底部的60%人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是一大福音),造成了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使得中产阶层收入停滞、底层失业率飙升,白人的自杀率飙升到很高的水平,社会族群和民意撕裂,造成了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的上台,这也是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

明兹伯格认为,“1989年当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开始崩溃时,西方的政论家们开始宣告:‘资本主义已经胜利!’其实他们错了,大错特错。相对来讲,其实是‘平衡’在1989年取得胜利。当东欧国家过于将权力集中于公共部门,而严重偏离平衡的时候,西方一些成功的国家却在公共、私营和社群部分之间维持了足够的平衡。但是,现在这些国家也不受限制地滑向了非平衡(《社会再平衡》,明兹伯格,东方出版社,2015)。”特别是美国,1989年之后,从市场经济变成了一个公司化的世界。

不仅仅宏观的“公共-企业-社会领域”大三角发生倾斜,而且微观的企业经营中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小三角“股东-客户-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严重失调。从1997年开始,美国公司把弗里德曼的“股东利益至上”奉为金科玉律,造成了股东和经理层与员工和工会之间严重的对立和撕裂。

中美贸易战开始之后,西方的工商企业界开始了集体反思和觉醒。最典型的风向标就是2019年8月19日,由181名首席执行官或者相关负责人所参加的美国企业家圆桌会议BRT发出了全新的声明,并历史性地将企业的宗旨重新定义为“为客户提供价值;投资员工;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服务于所有的美国人”。但是,利益捆绑和路径依赖,必然使得再平衡之路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在此情境下,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明白了,因为政治制度、国家文化、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等之间的巨大差异,英美模式越来越不适合作为中国学习的“好榜样”。而以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社会发展更加平衡的德日才是中国的同路人。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我们应该坚定地转向与德日同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强国。

为什么要转向与德日同行?我需要首先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点。简单地讲,是因为中国和德日之间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更容易获得成功(具体相似性,请参考下面的详细论述)。为什么有相似性就能从大概率上保证变革成功,而非相似性就不能呢?

研究跨文化管理的人都知道,文化就像一个正态分布,一个社会或者组织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分布在正态分布的一个标准差之内。而当引入一种异质的新文化时,希望触发某种社会变革或者组织变革的时候,如果新文化与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匹配的,也就是落在正态分布的主体范围内时,一般来说,变革会比较顺利,效果会比较好。

而当新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匹配的时候,又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产生严重冲突,变革陷入困境甚至倒退(正态分布的左边);第二种情况是,变革一开始产生了比较严重地冲突,但是,逐渐地吸收了两者的优势,很快地形成了一种复合型的新文化,最后变革成功,产生了超乎寻常的好结果(正态分布的右边)。全盘抄袭英美模式,在中国绝无可能,而借鉴德日模式,则有很大的空间。通过借鉴德日模式,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历史阶段。

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相似性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许多惊人的历史相似性。相比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等,德国和日本都是后发国家,和中国一样是后发国家。

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德国统一,德意志帝国在法国的凡尔赛宫诞生。在此之前,今日德国这片土地上有神圣罗马帝国300多个邦联,一盘散沙。诗人歌德曾经苦苦地追问,“德意志,你在哪里?”。由于德国位于中欧走廊,所以,这片土地经常是大英帝国、沙皇俄国、法兰西帝国和奥匈帝国交战的地方。德国人对统一的渴望,一直是18、19世纪德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主旋律。

1853年,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带领四艘黑船抵达日本横滨,以炮舰相逼日本开国通商,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史称“黑船事件”。十年以后,闭关锁国的幕府时代结束。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开始走上了变法图强之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日本派出了规格非常高的岩仓使节团,一百多个政府高官周游世界列国一年多时间,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之路,为日本寻找国富民强的良药。当他们来到刚刚统一的德国时,发现德国工商业非常繁荣,因此,认定自己找到了后发国家强大起来的秘密,那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发展工商业,而不是依靠亚当·斯密所推崇的“看不见的手”。

所以,不同于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德国和日本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政府和国家的作用,特别强调秩序自由(注意这个词,秩序自由!)、规划、合作、共识、妥协、团结等。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对沟通理性的强调,不是因为单纯的哲学思辨,而是因为德国的社会实践的需要。

德国把从俾斯麦以来的发展模式叫做“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社团主义市场经济”等,虽然这个发展模式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几经调整,尤其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中断,但是,总体上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德国战后经济史》,阿贝尔斯豪塞,2018)。

而在日本,“官员(包括自民党、在野党等)-政府机构(公务员)-财经界(工会)”构成一个相当稳定的“铁三角”,这被认为是日本成功的重要秘密(《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存疑虑。既然资本主义有多重模式,中国就应该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几乎是因为同样的历史原因,19世纪末的世界留给这两个后发国家没有多少殖民地了,所以,他们选择了战争,希望从当时的守成大国那里抢得一杯羹,这就是当时西方列强中盛行的“普世的强权逻辑”,也就造成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注定一战》,格雷厄姆·艾利森,2017),因此有了后来的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1945年时,这两个国家都变成了断垣残壁,经济和社会完全崩溃,通货膨胀高企。

但是,奇迹般地,经过三十年的修复和发展,到了1980年时,他们又成为了世界性的大国,GDP分别高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尤其是日本的经营管理模式对美国公司造成巨大心理影响,成为《管理学》教科书里,唯一对英美管理模式构成挑战的新知识和新方法。

“花无百日红”。很不幸,从1990年前后开始,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和停滞之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德国因为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巨大负担和整合困难,而日本则是因为股市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破灭。事实上,还有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廉价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和产业外包。1999年的时候,《经济学人》曾经发表文章把德国称为“The sick man of Europe”(欧洲病夫),而日本人则忧伤地感叹“失去的二十年”(参考池田信夫同名著作,2009)。

因此,德国和日本几乎完全错过了1990年左右起,从美国发端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信息技术革命。所以,在互联网领域,今天美国有FAANG (Facebook, Apple, Amazon, Netflix, Google)等,而中国有华为、BAT、京东、美团、拼多多、小米、今日头条等。但是,德国和日本在互联网领域几乎没有任何特别著名的大公司。先是美国,后来是中国,成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最大赢家。

令人惊奇的是,大约从2008年左右开始,也就是当美国深陷金融危机的时候,德国和日本缓慢地复苏了,他们在这个动荡的全球化的时代,依靠自己的高端工业制造,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在诸多领域,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精密加工等领域领先世界(《德国的七个秘密》,2018,莱曼,奥德兹)。

举几个例子加以佐证:华为高端手机P30 Pro里有53.2%的零部件来自日本(日本经济新闻,2019);而美国设计的波音787客机基本上是准日本制造;今天的丰田公司已经不仅仅是全世界最大的、效益最高的汽车厂商(2018年的利润为225亿美金,相当于中国五大汽车制造厂家利润总和137亿美金的一倍左右),而且已经成功地转型成了氢能源制造商和服务商。

谈到德国,我们以前对德国的印象是一个相当保守的国家,创业活跃率很低(请参考GEM全球创业观察的历史数据)。但是,曾经“贫穷而性感”的柏林(前柏林市长语),现在已经变成了创业和创新的热土,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意人士和企业。更不要提德国在精密机床和豪华汽车方面的出口,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在全世界享有很高的品牌溢价。

特别是,截止目前,只有德国、日本、中国和美国提出了要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2013年4月,德国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2019年2月,德国正式发布《国家工业战略2030》;2016年12月,日本发布工业价值链参考框架IVRA (Industrial Value Chain Reference Architecture);2015年5月,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2018年10月,姗姗来迟的美国提出了《美国先进制造领先战略》。错过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德国和日本,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不再错过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与德日之间的相似性使得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认为,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改变了中国”。虽然这种观点非常偏激,但是,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们的确从英美学到了很多。仅举一个例子,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截止2019年,中国大约有500万人留学海外,其中350万左右学成回国,其中70%左右都曾经留学英美,而其他的30%左右,分别留学其他12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类似我这样留学德国或者日本的人,从来不是主流。

这就导致我们对英美发展模式了解很多,一窝蜂地复制粘贴英美模式,包括把美国人搞的那一套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全套照搬到中国来,根本不管是否真地有用。而对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我们了解地相对少很多。从学者、官员到企业家等,我们大多数人的灵魂深处都非常迷信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看不见的手”,而对“看得见的手”则是采用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态度,能用就用,大用特用;如果自己不能用,就在道义和修辞上大加鞭挞。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完全割裂,并没有在文化心理上深刻地认同在某种情况下那只“看得见的手”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在某些极端情况下,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看不见,而且可能就不存在的事实(《全球化逆潮》,斯蒂格利兹,2019)。

事实上,因为巨大的制度差异、文化差异(例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发展阶段和历史发展路径不同,英美不是中国学习的最好榜样,德国和日本才是。因为中国与德国、日本在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巨大相似性,使得这种学习和借鉴成为可能。其中的逻辑前面已经简单说明过了。

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的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单说一下德国。2015年,清华大学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曾经与德国罗兰贝格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合作,完成了一项针对德国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德国模式的中国借鉴》,他认为,“相对于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其他民族与社会,德国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基础性机制与中国最为相似”。例如:

“德国民众在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之间的选择问题上,比之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更加接近中国。在德国,百姓比较崇尚社会秩序,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安排,维系社会长期的和谐和稳定”。

“德国的法律框架与中国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德国,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不像英国和美国,法律条文是由各个分散的法院通过成功的判案演变而来的”。

“德国与中国的社会民众有比较强烈的改革意愿。而在美国,民众普遍有一种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感,美国的精英和百姓普遍性地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好的制度,美国的国父们是圣人,美国的经济问题(包括金融危机和财政问题)不能追溯到美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去,要改只能在经济政策以及局部的立法层面上进行修补,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制度的改良”。

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在美国极力想与中国脱钩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深刻理解500年来大国兴衰的规律,应该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

德日的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可学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最重要的是商业伦理、价值观和人才观。“价值观指导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包括企业与金融系统、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企业与员工等),人才观指导教育体系和财富分配。德日相较美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国民教育平等,普遍素质高,还有教育为企业服务”(程颖,个人微信交流,2019.8.30)。

从企业管理的一般模式的角度,我简明扼要地提出十条值得学习的经验。尤其是,作为一个管理学者,我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过于跨界到经济学家的传统领域去(例如,房地产),所以,我关注的焦点是企业管理中可以借鉴的经验。同时,我也深刻地意识到,每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都是一个相互耦合和交织在一起的体系,它们相互作用,有系统内的自洽性。因为德国和日本在幅员、体量、近乎单一民族等方面与中国仍然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复制其中任何一条,而放弃其他支撑性的、关联性的制度和文化。总之,全盘复制绝无可能,也没有必要,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第一,商业伦理。

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过去170年来,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生长出一套扎根在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又融合了现代性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就是一个大杂烩,一个大拼盘,没有社会共识,只有投机取巧和各取所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的混乱和道德沦丧。而在商业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高水准的商业伦理的严重缺位。相反,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发国家,在极力追赶英美发达国家的时候,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有了自己的传统性,这两个国家是传统性和现代性得分都很高的国家(请参考World Value Survey),这是最值得学习的地方。

以日本为例。从铃木正三(1579年,世俗的生活=佛道修行)、西川如见(1685年,商人经营理念的体系化)、石田梅岩(1744年,鼓励正当的商业活动和利润),再到二宫尊德(1787-1856,利用报德思想指导了农村复兴政策的农政家和思想家),涩泽荣一(1840-1931年,“道德经济合一论”,参与了约500家公司的创立和经营)、再到今天被当作圣人一样崇拜的稻盛和夫(工作禅、“敬天爱人”等)。为什么在日本,算盘和《论语》可以结合在一起?为什么道德和经济可以合一,义利可以合一?而这个问题,仍然严重地困扰和拷问着今天的中国公司。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

不同于英美企业,过度强调Shareholder,股东利益至上,德国和日本的企业从100多年以前,就特别强调Stakeholder,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两百多年前的日本近川商人很早就提出了“三相好”(同时满足客户、企业和社区的利益),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到底,其商业伦理影响了当今的日本企业。

曾经有人研究了日本永续经营的一些优秀中小企业,发现这些公司强调经营就是为了“对五个人的使命与责任”,其中的优先顺序是:1.要使员工和员工的家人幸福(竟然还有员工的家人!);2.要使外包、下游厂商的员工幸福(不以大欺小!);3.要使顾客幸福;4.要使地方社会幸福、繁荣;5.最后,自然造就股东幸福(这是结果,而非目的)(《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坂本光司,2010)。请特别注意这五个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Priority really matters!

第三,劳资关系。

基于以上的价值观,在具体的公司内部的治理上,德日两国基本上采用了劳资共制(共治)的方式。日本经济鼎盛时期的一个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具有非常典型的“劳动者管理型的企业”(《日本现代企业制度》,今井贤一,小宫隆太郎,1995)。日本工会紧密地参与公司的运营,为改进业绩献计献策,很少作为完全的对立面出现。德国工会在1978年前后,曾经对工资增长提出过过高的要求,一度导致劳资关系紧张,最后资方尽量采用机器代替人力,所以,后来他们变聪明了,采取了与企业股东和经理层协商的方式,既保证了工人工资的持续温和增长,也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营(《德国模式为什么看起来更成功》,杜瓦尔,2016)。在德国,罢工是严格受到法律限制的。最近大家看到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会联合会UAW与福耀玻璃美国公司之间的对抗,在德国和日本基本上不存在的。

第四,选择高端制造业作为战略性产业。

1990年前后,当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德统一的时候,佛朗西斯·福山发出了“历史的终结”的断言。事实上,这不是历史的终结,这恰恰是美国走下神坛的开始。英美两国,被科技巨头和金融寡头所绑架,为了获得更高垄断利润,根本不考虑本国工人阶层的利益,把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本国产业的空心化、过度依赖服务业和金融业,导致失业率高企、中产阶级收入下降,也就造成了今天的中美贸易战。

不同于英美,德国和日本充分地利用了全球化带来的优势,把部分低端产业外包到中国和印度等,或者果断地放弃了大众市场,例如,甩卖了NEC电脑给LENOVO,把SHARP液晶工厂卖给富士康等,然后进军高端制造业。他们与产业级的B2B客户近距离亲密接触,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充分发挥小规模定制化生产的灵活优势,成为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2019年8月开始的日韩贸易战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日本通过限制三种重要的半导体元件出口韩国,精准打击韩国半导体行业,可以让我们窥见日本企业所掌握的技术诀窍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相反,中国制造绝大部分仍然处于工业2.0阶段,亟需转型升级,提升品牌和质量,让自己变成无法替代的一环。

第五,企业战略和经营目标方面的差异。

相比美国和中国,近些年来,曾经名满天下的德国和日本大公司的数量不断在缩水,不占任何优势。2019年7月发布的《财富》500强中,美国上榜企业121家,中国129家(其中包括中国香港10家),日本52家,德国29家。那么,德国和日本强盛到底秘密何在呢?更多的是在与众不同的中小企业。

赫尔曼·西蒙,二十年前最早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隐形冠军》,西蒙,2000年)。根据他2017年的统计,全世界有隐形冠军企业2300多家,其中德国有1307家,美国有366家,日本有220家,中国只有78家左右。隐形冠军,不求做大做强,更专注于做深,成为每个细分市场领域的第一。这些企业大多数持续经营超过两三代人。他们的特征是:拥有宏大的目标;保持专注;采用全球化的策略;勇于创新;亲近客户;通过创造价值,而非价格战,长期保持竞争优势;拥有高效的员工和强有力的领导;一般都会进入要求非常苛刻的细分市场等。

而日本更是长寿企业的大国,是永续经营的典范。据统计,持续经营超过1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25321家,美国有11735家,德国有7632家。而持续经营超过200年的企业数量,日本有3937家,德国有1850家;超过3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937家,超过5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147家,超过1000年的日本企业数量有21家(《工匠精神:日本家族企业的长寿基因》,后藤俊夫,2018)。中国的百年老店有多少家呢?国家认定的老字号大约1500家左右。200年以上的企业呢?严格意义上持续经营的企业几乎没有,更多的是故事。

日本经营学者后藤俊夫研究发现,日本长寿企业的基因主要包括:立足于长期视野的企业经营理念;重视持续的成长;不断构筑和强化自身优势;长期重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确保安全,量力经营;让下一代传承下去的强烈意愿;大多数处于一些特殊的行业(例如,酿酒、食品、旅馆、酒店、传统手工业等)。特别是,这些长寿企业站在“企业乃社会公器”的立场上,对于自己有恩的利益相关者及社会进行持续报恩,不好高骛远,踏实地从事与企业能力相符的经营活动,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愚直精神”。

反观中国企业,初创企业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美国大概是7年,日本则超过12年。浮躁的心态,缺乏工匠精神和聚焦主业的战略,是中国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

第六,独具特色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财团和商会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扮演联合舰队的作用。

英美国家强调企业间的自由竞争,鼓励机会平等,尤其是市场准入的机会均等,而日本政府和社会更鼓励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联盟,他们希望维持一种更加有序的竞争,很少实际实施《反垄断法》。因此,日本大公司之间,大公司与中小企业之间,经常相互交叉持股,互派董事,再加上主银行制,形成了所谓的“系列”(Keiretsu)集团。这种无形的制度设计保证了相关产业链中的大多数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利于保持长期交易,降低交易成本,结果当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日本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关系研究》,孙川,2006)。

美国学者劳伦兹(Robert Lawrence)曾经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是效率还是排他,日本企业集团的输入行为”,认为这种“系列集团”对于外国企业进入日本,形成某种强大的隐形的竞争壁垒,应该予以取缔。这篇文章曾经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多的争论。事实上,这完全是基于不同文化和制度下的国际商务规则设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陈春花老师最近两年特别强调“共生”这个概念,而企业间的共生在德国和日本最容易看到。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程度还是很低。如果采用严格的标准,也就是一个公司在任何一个大陆的销售额不能超过总销售额的25%,大概只有华为称得上中国唯一的国际化公司,其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日本和德国企业开始国际化的时候,他们借助财团和商社遍布全世界的网络,采用联合舰队的形式,开拓国际市场,这种经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

日本最大的六大财团(例如、三菱、三井、野村等)下属的商社,遍布全世界各地,是日本企业国际化的排头兵,他们一般会领先其他企业一步,通过贸易的形式接触海外市场,长期扎根当地,收集当地的社会政经信息等,分享给接踵而至的其他企业在当地进行直接对外投资(FDI),同时,他们会代表日本企业向当地政府反映自己的集体诉求。这些财团和商社的领导人,每个月都会聚餐开会,沟通情报(《静说日本》,徐静波,2019.7)。德国商会虽然不如日本商社那么无孔不入,但是,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而中国企业走出的过程中,不仅仅单打独斗,而且经常相互拆台,争夺项目,给了他人各个击破的可能。

第七,金融体系。

相比美国的华尔街金融模式而言,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而言,他们的金融体系要保守和小很多。虽然在泡沫经济时期,东京证券交易所一部的市值曾经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是,金融证券市场在德国和日本,总体上远不如英美发达,而且也不是他们发展的重点。学术研究通常形容德国是一个“对投资者保护不力……股票市场极其有限,几乎没有收购、接管,银行部门对于上市和非上市公司均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家(Alexander Dyck,2005,P.278)。

此外,不同于英美强调股票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融资功能,德国和日本的银行经常持有本国公司的相当的股份,也就是所谓的主银行制。长期以来,银行一直作为独立的力量,活跃在公司的监事会。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关系,长久而稳定,直接影响关键决策。

经济学者许涛在《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2018)一书中区分了两种金融形态,他发现市场导向的金融(典型代表是风险投资、投资银行、股票市场等,英美是典型代表)明显有助于颠覆式创新;而银行导向的金融(以各种信贷银行等为主体,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更有助于持续性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各种追赶型的经济发展中表现优良,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力所不逮的金融原因。

令我最困惑的问题是: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存在一种完美的模式,能把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结合在同一个经济体内,而且运转自如?悖论整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看看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房地产价格不断高企、P2P不断爆雷和“双创”全速推进情况下,赚快钱的欲望总是战胜做实业的耐心。能否在同一个体制里,建设双高性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和银行导向型金融?很难,需要未来的实践证明。

我们很多学者和企业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华尔街式金融的危害,不少企业家把“上市是企业的成人礼”作为信条(《创业三十六条军规》,孙陶然,2011)。他们完全没有设想过,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企业,特别是很多德日家族企业,坚定地拒绝上市,拒绝被外部资本控制。华为的成功,第一次在中国彰显了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需要沉下心来远离风险投资的诱惑,借助银行的债务融资和自有资金滚动式发展(请参考最近华为第一次面向国内公开发行300亿公司债券)。即使面对VC,我们也需要建立一种新的行为模式,“缓慢而忠诚”或许应该成为新的“企业-风险投资”之间的规范(郝玺龙,海量大数据公司CEO,微信朋友圈,2019.8)。

我甚至极端地认为,如果中国股市每周只交易一天,公司只发布年报等,或许能让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股市,让股市真正服务于实业的发展。在中国不断对外开放金融体系,大力发挥股市对科技企业直接融资方面(例如,创业板和科创板),我们的步子不宜迈得过快,不要过度迷信英美的金融模式。

第八,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要采用不同模式,既要鼓励始创新、也要鼓励流创新(这是斯坦福大学谢德荪教授《源创新》中的一个术语),加快技术转换的步伐。

在德国的马普研究所和莱布尼茨学会里,一群诺贝尔奖获得者水准的科学家带领团队做基础研究,试图发现未知的规律,他们活跃在科研的最前沿。而在欧洲最大的应用科技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协会里面,数量众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与中小企业紧密合作,共同开发面向应用的研究,加快知识和技术转换的速度。

甚至,企业并非一定要采用高密度的资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而采用非高密度投入进行的中低技术的持续创新,也能给企业带来显著的绩效。索姆和柯娜尔(《德国制造业创新之谜》,2016)发现,在德国,有相当数量的并没有大量科研投入的低技术、非研发企业,它们相当于中国的传统企业,但是,它们所产生的产值竟然占有总工业增加值将近42%的份额。它们经常采用一种混合创新的模式,也就是对可用技术和现有知识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进,尤其是通过把这些技术和知识、高技术组件结合,而最终得到创新。这种情况,在日本企业里,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精益制造和现场改进中。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特殊知识,是一种粘滞的知识,很难进行迁移,更多的是以商业秘密和诀窍的形式存在,需要丰富的现场经验,而非高深的理论知识。学界把这种创新叫做黑手创新(Dirty hands Innovation)。

反观中国的科技创新,科研机构的研究与企业技术的市场需求之间完全就是两张皮。科研院所关起门来,围着基金、论文和职称转,所谓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三十多年来,被证明基本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周路明先生,前深圳科技局副局长,前科协主席,在《中国创新的“深圳功夫”是如何炼成》一文中,对此提出了非常尖锐的反思,他说,“30年前,为了解决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国家启动了科研机构改革的工程,但基本没有触及科研系统的根本性问题。当时的科研系统因为缺钱还能对市场经济的规则存有几分敬畏之心,时至今日,中国科研系统在资源配置、科技评价、政策制定方面比30年前拥有了更大话语权,因而也变得更加傲慢。我们的科研系统从观念上、方法上到职业操守上都没有准备好成为中国产业核心技术的供给者”(隆中对策智库,微信文章,2019. 9)。

事实上,中国最缺乏的恰好是弗劳恩霍夫这种应用科研机构,以平台的形式弥补中小企业研发能力的短板。我大胆建议,把中科院和部分高校的老师分流出去,把他们从课题和论文中解放出来,组成一个面向应用的技术开发平台。而剩下来的人,我们用最优渥的薪酬待遇养着他们,给他们充分的自由,不要那么多考核,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朝着诺贝尔奖的高峰去攀登。

第九,人力资源管理。

提起日本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我们经常会想起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事实上,日本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调整,但是,基本精神仍然保存。以前的正式且终身雇佣,现在已经变成了有能力者终身雇佣和用人形式多样化。以前的金字塔形组织,通过既定流程,由事业部下达命令,现在已经变成了具有通融性的团队运营方式,追求长期稳定的利益(《战后日本经济的成败启示》,石原享一,2019)。

类似的,因为德国各个区域发展相当均衡,大城市和小城市,甚至乡村地区之间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所以,德国中小企业广泛分布在各个中小城市、乡村、甚至更加偏僻的山谷和森林里。他们的雇主和员工之间关系亲密,高度信任,经常出现两三代人服务于同一个企业,终身雇佣虽然不是明文规定,但是也非常常见。所以,不同于美国和中国的高流动性,长期雇佣是德日用人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谈到德国工业体系强大的秘密,人们经常归因于德国独一无二的双元制教育体制和学徒制。与美国和中国一样,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工人一般也从没有上过大学或者大专,但是,德国工人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优势:受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而美国或者中国的工人,要么突然辍学,要么干脆结束教育,不再延续高中以上的学业。与此相反,德国工人从小就开始受训掌握有价值的技能。德国的文科中学培养准备进入大学的学生,而实科中学培养要参加技术工作的学生。德国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或称工种),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在这段时间里,学徒做的是全职工作。每个学徒必须获得实习培训和实践经验,从中学习高度针对性的特殊技能。特别是,地方职业学校往往与地方产业建立亲密关系,从而相辅相成、互助互利。

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和西班牙,对德国的双元教育体制和学徒制非常羡慕,正在模仿学习(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了),但是,绝大多数只知皮毛,很难成建制地模仿整个体系。中国目前正在把将近700所三本或者专科学校全面转型为职业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主要在于改变人们对于体力劳动的传统负面观念;对于上大学和望子成龙等不切实际的期望;真正建立学校和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克服包括快递业等服务业在内的冲击。因为快递业不用经过多少工作培训,三天就可以直接上手,而且赚钱还挺多。而培养可以从事复杂技术的工作技能,则需要相对漫长的学习和投资。

第十,收入分配真地很重要!缩小贫富分化差距,建立一个公平社会。

多年来,德鲁克经常批评美国CEO薪酬过高的问题,认为CEO和普通员工之间薪酬的理想差距应该在20倍左右。可是,批评了很多年,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已经成为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痼疾。根据统计,美国CEO与普通员工的工资之间收入平均相差300倍。2000年时,也就是互联网泡沫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两者之间的差距甚至曾经最高达到400倍左右。

相反,日本从1945年到1980年之间,两者之间差距仅仅3倍左右。即使经过泡沫经济之后,能力主义和绩效主义在日本抬头,现在的差距最多也就是25倍左右。类似的,德国的CEO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也远远低于美国(但是显著地高于日本),达到50倍左右。例如,2016年,大众汽车公司CEO的年薪是普通员工的52倍。

除了收入分配以外,人们还在意其他类型的收益,比如权力和声望等。长年任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的经济专家竹内宏,用如下的公式定义日本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制衡关系:“(权力)+(收入)+(声誉)=恒定值”。对此,石原享一(2019)做了如下说明:“在日本,大臣和官员虽然手握大权,但是,公务员的身份使他们的薪金远不及财经界人士,声誉也不算太高。财经界人士收入丰厚但无政治实权,也不太受世人尊敬。学界和媒体与权力、厚禄无缘,但拥有较高的社会信赖度。不让权力、财富、声誉同时集中至某一极,正是日式资本主义获得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反观中国社会,则是一个“赢者通吃”的天下,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尤其严重。官员通过权力所获得的隐形收入远远大于自己的薪水,再加上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官本位”的观念,当官的声誉也远远大于其他职业。而在过去四十年里,曾经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后的“商”,一跃成为第二名,成为社会改革的中间力量,在社会地位上仅次于官员,在财产性收入上更是凌驾于其他任何社会职业之上。而传统意义上的“士”或者知识分子被急剧边缘化。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悲哀。

中国管理学研究的三个转向

为了配合“从以英美为师,转向与德日同行”,中国管理学界必须做好三个转向。在这里,我简单予以提及,因为这些方面的学术讨论已经很多了(请参考蔡玉麟、韩巍、赵向阳、孙继伟等人的论文)。

第一,我们需要从以论文和课题为导向,转向现场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取向,需要更加注重针对具体行业或者某种特定类型企业的深入研究。举例,写出《日本最了不起的公司:永续经营的闪光之魂》的坂本光司,曾经走访过6000多家中小企业。我们有多少人敢说自己走访过60家企业?

第二,我们需要从以数量经济学和心理学为主的研究范式,更多地转向到以“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为典范的研究范式。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不是一个贸易问题,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科技战略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

第三,我们需要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所谓的“价值中立”的研究范式,转向强调国家文化和制度特点,以诠释学和批判理论导向的研究。唯有此,我们才能复活“士”在道德良知上的角色功能,提升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结束语

当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时,当中美贸易战的炮火让许多人开始反思英美模式的局限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长久固化了的参照系从英美转向德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发展模式,一种本来就与中国更加契合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企业绕不过去的必由之路。

但是,反思和比较不同国家的管理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不是我们的目的。陈春花教授在读完本文初稿的时候,正确地指出:于今天的“中国企业管理研究”而言,是否已经不再是与谁比较的问题,而是如何“直面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问题;企业鲜活的实践,甚至把我们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都应接不暇,更何况作为一个研究学者的挑战。我们需要从“看天”回到“看地”,从“中外比较”转向“学干比较”,如何跟上实践的步伐,这份危机感,我越来越重。”(微信私人交流,2019.9.18)。对此,我完全赞同。

1983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提出中国企业改革的十六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时过境迁,我们现在已经在中国看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融合了现代性的管理之道,例如,华为、阿里巴巴等。我们需要在借鉴学习德日模式的优点的基础上,直面鲜活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走出一条充满善意和效率的道路,才能在未来与世界同行,甚至引领世界。

作者:赵向阳

歌颂祖国 祝福家乡

晋商加拿大总商会在加拿大多伦多组织庆祝新中国70周年华诞, 歌颂祖国祝福家乡的活动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海内外华人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的国庆活动,准备向祖国献礼。

9月6号有这么一幕情景发生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当天在晋商加拿大总商会会长赵向东先生的带领和组织下,70多名会员,挥舞着中国国旗,浩浩荡荡,喜气洋洋地坐轮渡来到了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湖心岛,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以座落在安大略湖边的多伦多市中心为背景,晋商加拿大总商会赵向东会长与大家一起自豪地挥舞中国国旗,一起合影,共同录制视频,一同高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庆祝活动,还特地邀请了加拿大皇家天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演奏家Angel Wang现场演奏中国乐曲“我和我的祖国”,还有山西籍多伦多著名歌唱家王琳女士领吭高歌,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节目主持人李澜女士,以及加拿大中国商会团体联盟主席王海澄先生,广西商会会长黄晔华女士,和大家一起用音乐歌声歌颂新中国70周年的辉煌成就,歌颂祖国,祝福家乡,以此表达对祖国的深情厚意和山西家乡人民的美好祝福!

活动期间,在接受媒介采访时,赵向东会长表示,祖国的繁荣昌盛使我们海外华人在住在国的地位日益提高,在加拿大,华人华侨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祖国和故乡山西是我们永远的牵挂,我们高兴地看到山西在“创新、协调、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争当能源革命示范省排头兵,积极开展振兴乡村战略,持续脱贫攻坚,进一步在转方式,调结构,加大供给侧改革,健全全民福利和舒适生活环境道路上转型。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商会在促进加中两国文化经贸交流往来的同时,深感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我们热切期望能参入其中献智出力,发挥作用。

赵向东会长接着表示,近年来每次回国,都看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水更绿,山更青,天更蓝,空气质量得到不断改善,中国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也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动力和亮点,在改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今年8月,中国第二届青运会在山西省会太原市成功举办,使我们山西省会太原成为中国城市中靓丽的名片!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向家乡山西向祖国致敬!我们为山西为祖国骄傲!

难忘的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最后,大家在响彻云霄的“我和我的祖国”歌声中,愉快地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活动。

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

中国依赖美国的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而是发展的原创驱动力。说具体点,就是开创全新科技、全新产业、开辟全新生存空间的能力。

美国能够享受高水准生活,靠的不是什么石油美元,也不是什么美军,而是美国源源不断的从无到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这个新世界包括新的能源、新的材料、新的医学、新的农业、新的信息、新的发展空间。美国从新世界不停的带来诱人的新产品,全世界都乐意高价购买美国人开发出来的新玩意儿,譬如飞机、交流电、留声机、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电子计算机、空调、激光器、光纤、计算机操作软件、互联网、芯片、移动电话、特效药物、太阳能电池、机器人等等等等。所以美国人才能不停的获得投资、获得回报,再用回报去开发更多的新东西。美国军队能够打赢战争,也不是依靠强壮的体魄、严明的军纪或者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是靠着不断涌现的颠覆性的军事技术,一次次让敌人的武器装备过时导致敌人面对美军时只能被动挨打而毫无还手之力,比如飞机、潜艇、雷达、气密增压式远程轰炸机、原子弹、喷气式发动机、雷达隐形技术、激光制导技术、巡航导弹技术等等等等。是这个原创力支撑了美元、美债、美股和美军,而不是反过来。所以打击美军、美元、美债和美股的行为纯粹是本末倒置,不会有任何结果。

而在发展的原创驱动力上,中国根本无法与美国匹敌,这里面不仅仅是人才的问题,更是文化的问题、制度的问题。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制度问题不解决,靠一时欺骗西方世界偷学的那一招半式的科技,根本支撑不了多久。跟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隔绝以后,用不了20年,中国又会再次落后。

中国就如同一块在西方现代文明这个火炉旁边烤了17年的砖头,烤的滚烫以后就以为自己可以替代火炉了,可以象火炉那样持续的发光发热了。问题是,砖头连火炉为什么能够点燃、燃烧机理是什么都没搞明白,又何谈取代火炉呢?

有人说中国落后于美国是暂时的。我要强调,绝对不是落后,而是依赖,是那种对从0到1的能力的依赖。 就是说中国缺少完全依靠自己凭空想像、独立开发研制一个全世界本来不存在的科技并成功转化为一个新产业的能力。 几乎每一个20世纪的新产业,比如航空、洗衣机、空调、电子、半导体与芯片、激光、光纤、机器人、互联网、大众传媒、碳纤维、计算机软件、网络商务、网络娱乐、现代医药、快餐连锁等等等等,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原创。如果不是因为美国率先搞出来,中国自己根本就不会费事去创造的,会一直蒙昧下去。用了1000年的火药都没进步到TNT就是个明显的例子。烧了2000年的蜡烛都没进步到电灯是另一个例子。看了3000年的罗盘都没进步到GPS是第三个例子。三个发明分别对应的是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和数学。这背后不是技术的落后,而是思想的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中国这种思想的蒙昧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一日不除,中国对美国的原创驱动力的依赖就会持续下去,而不会是暂时的。

所以说,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中国其实离不开美国的引导,更离不开跟美国的交流。如果中国跟西方世界隔绝开来,用不了20年,中国又会重新回到科技落后的状态。

有人说,美国的这些领先都是美元支撑的,一旦没有了美元这个支柱,美国的创新就会立刻停止。 美元的祖坟苏联早刨过了,最后把苏联自己累死了,也没瓦解美元体系。 为什么呢?前面说过了,美元是美国文化和制度的副产品。是美国的创新能力支撑着美元,而不是反过来。

美国总是可以通过创造新的科学技术,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更可靠的质量替代现有的体系.这个“更”指的不是10%,20%的提高,而是一个数量级的提高。甚至凭空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产业为自己输血。前者的例子就是隐形飞机对不隐形的飞机,后者的例子就是软件、移动通讯、互联网、网络商务、网络游戏产业。 你戒手机1星期,就明白人类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移动通讯了。 你戒软件1星期,就明白人类离开软件已经完全无法工作了。 你让周围的青年人戒王者荣耀1星期,就立刻会知道青年人离开了电子游戏已经没法活。因为须臾都离不开,所以整个人类才心甘情愿的为美国这些新玩意儿没完没了的掏腰包。一个帝国的崩溃是从货币的崩溃开始的,而该帝国货币的崩溃是从这个帝国资不抵债开始的。而有整个人类为美国的财政掏腰包,美国财政怎么会垮掉呢?美国财政不垮,美元又如何会垮掉呢?

明朝之灭始于晋商

明朝之灭始于晋商-警惕商人不重国家之存亡,只顾一家之小私

北山浮生谈古论今

史家评价:“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前言

著名的犹太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迹于拿破仑战争期间。

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令”,强迫整个欧洲大陆停止与英国通商,欲以禁运、禁商为手段,从经济上扼杀以贸易立国的英国。这导致欧洲大陆日用品极度缺乏,而英国则囤积了难以计数的、主要用于出口的日用品。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发达的运输网络才能突破拿破仑政府的封锁。罗斯柴尔德兄弟依靠在英国和大陆之间进行走私,赚取了巨额利润,同时也为拿破仑帝国的倒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斯柴尔德家族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

19世纪的欧洲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欧洲有六大强国:大不列颠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匈帝国、普鲁士和罗斯柴尔德家族。”

你知道吗,在中国也存在一个商业家族,他们做出了与罗斯柴尔德类似的工作,导致了一个帝国的垮台。本文就来讲述这个传奇家族的故事。

正文

公元1627年冬,锦州城外。望着帐外飘飞的鹅毛大雪,皇太极的心情比这糟糕的天气还要糟糕。他头脑里转得只有一个念头:莫不是老天要亡我后金?

后金与明朝的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十二个年头。一年前,皇太极的父亲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大败后,连伤带气,抑郁而终,皇太极继位成为后金的大汗。明朝上下因为此战胜利士气大振,一方面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封锁关隘,严令禁止任何人与后金做生意,违令者立斩不赦。

明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手段,困死塞外苦寒之地的女真人。后金有一名汉人生员岳起鸾上了一道奏章,力主与明朝议和。奏疏中说,如果不议和,缺吃少穿之下,人民就会逃亡殆尽;若和好,就应当表示诚意,立即放还汉人。他的奏疏上达以后,皇太极看得那叫一个丧气啊,为避免人心大乱,赶紧下令把这个倒霉蛋给宰了。

当时正处在小冰河期,明朝境内多地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各地吃不上饭的流民聚众造反,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大幕。后金所在的东北地区同样闹起了严重天灾,由于纬度更高,气候变冷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用东北话来说,就是”贼嘎巴嘎巴冷“。春夏干旱无雨,到了冬天又是雪灾,牲畜纷纷冻死,后金陷入严重的粮食危机。

袁崇焕和皇太极在锦州大眼瞪小眼的时候,正处在千年以来最冷的时段明朝和后金就如同两个遍体鳞伤、饿得奄奄一息的巨人,使出最后一点力气相互撕咬,就看谁先挺不住倒下。皇太极被逼得没招,明军镇守的宁远、锦州又攻不下来,不等干等着饿死啊,于是带着后金部队绕到朝鲜半岛打劫了一番,从高丽棒子那里抢点粮食,在朝鲜历史上被称为“丁卯虏乱”。

打劫来的粮食也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皇太极一狠心,发动”宁锦之战“,希望能一举攻克锦州和宁远,这样就可以去关内打劫,不用再待在东北受冻饿之苦了。然而,无论后金军如何引诱,镇守宁远的袁崇焕不为所动,禁止手下将领出战。后金军大举进攻之时,他亲自坐镇城墙上,指挥明军放炮御敌,后金士兵一排排倒下,伤亡惨重。皇太极就如同困在笼子里的饿虎,急得直挠墙:眼看锦州城之后就是汉人的花花江山,但就是过不去。眼看粮食又快见底了,难道说,就要困在这里饿死不成?

皇太极最担心的是,由于明军得胜,又严令封锁边关,那群山西商人会不会贪生怕死,不再与后金做生意了?如果这样,还是尽早退兵,早作打算为妙。否则女真人从上到下,都得困死在锦州城外。突然一名传令兵进账,报告大汗,范永斗求见!

皇太极听了这句话,就如同在黑夜中赶路的人看到了远方的光亮,喜得一下子从椅子上蹦起来,连呼:快,宣他进来!范永斗范永斗身材不高,脸上黑瘦,颧骨高耸,眼睛里透出一种精明干练的神彩。他身披一件毛皮大氅,急匆匆进帐,连身上的雪都顾不得掸,拜倒在地口中高呼:大汗恕赎罪!实在是边防盘查甚严,只得绕路前来,再加上下雪路滑,小人才耽搁至此!

皇太极哈哈一笑,上前扶他起来:范爱卿这是雪中送炭,何罪之有啊!皇太极随后和范永斗出了大帐,查看范家的车队送来的货物。除了后金急需的粮食,御寒的衣物之外,还有码得整整齐齐的铁锭、枪械和火药。

范永斗从怀中又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油纸,展开一看,赫然是最新的明军边关布防图。皇太极一边看,一边不由得心花怒放:范永斗一人抵得上十万兵,有此人相助,我大金克明指日可待!皇太极大笔一挥,给范永斗极为优待的价格,并允许他以优惠的价格收购东北的人参毛皮等土特产。他心里明白,一定要把此人笼络好了,反正这些金银都是从明朝那里抢过来的,不花出去留着也不能下崽;如果打下明朝江山,以后还怕缺钱花么?范永斗是山西介休人,他家从明初开始世代经商,到他这辈已经是第七辈了。

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大漠后,在边关建立九边重镇,派驻大量军队,以防蒙古人入侵。整个明朝二百多年,一直在北部边境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确保国家安全,养兵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朱元璋提出口号“养军百万,不吃百姓一粒米”,采取的办法是军屯制,分一部分军力来种地养活自己。

当时边地是“三分守城,七分耕种”,就是三分兵力守边疆,七成兵力种地养活自己。但是边疆之地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就是九成兵力种地,也未必能养活自己。后来明朝实行民用法,征集老百姓的粮食,组织民兵把粮食送到边疆。在当时的交通运输水平下,这个办法的成本极其高昂,人吃马喂消耗很大,从内地运一石粮到边境的费用竟然高达七石。平阳知府曾上奏说:“平阳属县秋粮当输大同、天城诸卫,道路一千余里,民苦挽运,负欠久年。”除了成本高,老百姓也怨声载道。

一个名叫倪岳的大臣在奏疏中描述道:“徒步千里,夫运妻供,父挽子荷,道路愁怨。”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发明了”开中法“,就是说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盐引就是政府颁发的特许经营食盐贩卖的执照。从汉武帝开始,食盐一直被官府垄断,相当于把税折算在商品里,可以征税于无形。

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问题,老百姓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又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多方共赢。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了筹钱打西班牙人,不止把食盐交给商人经营,称之为“专利权”,还一口气颁发了五十多种专利权,连纸张、肥皂都“被专利”了。

这个初始的专利制度也是引发英国内战的重要原因。虽然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这两项制度对于中英两国筹集军需抵御外敌,都曾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

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这一带长城沿线,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

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柔和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

严嵩是明朝著名的大贪官,他搞了个严氏中国富豪排行榜,说资产五十万两以上,当时天下共十七家,山西有三家,可见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谢肇制还有一个笔记《五杂俎》,“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介休范家虽然经商时间很长,但是真正兴起却是在明末。

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独石口长城(独石口是明代外长城上的一处重要边城,它突出于外长城的最北端,三面孤悬,明代九边中的南北要冲,独石口外30余里为平坦旷野,再北面就是内蒙古草原。)

那时的东北除了熊瞎子、鹿茸、野山参多,其他重要物资毛都没有。女真人要想崛起,集合足够强大的军队来对抗明朝,必须依靠大量来自中原的物资,因此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则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由晋商提供。甚至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清单,也由晋商提供。

晋商们不可能不知道后金收购这么多军火情报目的何在,但为了白花花的银子,什么国家大义、民族安危,都顾不得了。也正是因为晋商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宁远大捷”之后的一段时间,皇太极最担心的事情不是袁崇焕有多牛逼,而是明朝边防严查商人越境,晋商前来贩货的频率大幅降低。他生怕晋商彻底中断交易,如果那样的话,别说汉人的锦绣江山,女真人能不能维持生存都是大问题。幸好,范永斗的行为表明,他已经铁了心跟后金混。明朝这个千疮百孔的大厦最终垮掉,除了晋商在坚持不懈地挖墙脚之外,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商人集团也是出力不小。

明朝军队缺饷是出了名的,并不是明朝穷得没钱,而是东林党用各种方式阻止皇帝向商人集团收税,导致国民皆困,前线军队因为缺饷哗变,而权贵阶层富得流油。李自成进北京后,诧异地发现国库中存银只有十三万两,但是从权贵家里抄出七千万两,其他珍宝无数。有这等“吃里扒外”的神助攻,大明不亡倒是奇怪了!

在晋商源源不断地物资输送之下,原本缺衣少食,兵器不足的女真人变成了装备精良的虎狼之师,清兵终于杀进山海关,“嘉庆三屠”,“扬州十日”,无数明朝子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帝没有忘记为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晋商们,他在紫禁城大张旗鼓地设宴,款待包括范永斗在内的八家晋商。其余七家闻讯后诚惶诚恐,生怕要被“卸磨杀驴”,于是派了自己的手下冒名顶替到京城复命,唯独范永斗自己前去见驾。

顺治亲自接见范永斗,并且与其授予重任。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这八家晋商就是清初“八大皇商”。范永斗作为八大皇商之首,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各种买卖。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乾隆二十一年(1756),范氏曾在宁波与英商签订过玻璃贸易合同,可见其涉足之广。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永斗的孙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清廷为何如此倚重晋商?这就跟历史上的欧洲宫廷倚重犹太人的情况非常类似。顺治十分高调地册封八大皇商,实际上就是向全中国宣布,我们女真人能夺得汉室江山,你们汉人要怪就怪这些吃里扒外的晋商们。

范永斗等晋商被民间视作大汉奸,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谁都可以反清复明,但是晋商们不会,因此清廷十分放心将经济大权交给他们。晋商严重依赖清廷的保护,心甘情愿地为清廷效力,甚至比女真人还要更加维护清朝政府。在康熙出征平定准格尔叛乱之时,范毓主动上书,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

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客观地说,倒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正面贡献。与这些晋商一样,犹太人由于宗教等原因被欧洲民众排斥,只能依附于政府,受政府保护,替政府理财,形成了所谓的宫廷犹太人(德语Hofjude)阶层。宫廷犹太人通过将钱或实物租借给欧洲各级皇室贵族并收取利息,以此换取政治特权和地位,从而成犹太人中的特权阶级。他们在欧洲封建政权体系中可以作为资助者、供应商和使者提供服务,成为封建统治者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助手。

他们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则是通过向封建政权放贷,从中收取利息,并以此进一步获得了铸造货币和收缴税款的权利。甚至一些宫廷犹太人还会被授予贵族爵位,担任政府公职。十九世纪在欧洲叱咤风云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出身于宫廷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把介休范氏看做东方的罗斯柴尔德,罗斯柴尔德搞垮法兰西帝国,介休范氏搞垮大明帝国,手段都是差不多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罗氏五虎”犹太商人帮宫廷兢兢业业地理财,但是社会危机到来,或者当他们过于富有甚至可能会危及统治的时候,犹太人惨遭抄家灭门也是家常便饭。罗斯柴尔德家族中的一些成员,就在欧洲反犹浪潮中送了命。

对于范氏一族来说,他们也与这些倒霉的犹太人落了类似的下场。当天下平定之后,范氏家族庞大的家产和资源调配能力就越来越让清廷感到不安。范家连自己的祖国都能出卖,万一别人许给他们更大的利益,把清廷卖了也不是不可能。清廷给范氏设下了一个圈套,允许其承办对日铜贸易,但范氏的官铜与民办铜不同。

民间贩铜十分之六按官价上交官府,余者可自销。但官办铜完全按官价上交。官价比民间价要低20%-24%(约3.5-4两银子)。而且,范氏还要自己筹款办铜。随着铜价一路走低,范氏不仅无法从中赚钱,甚至还要向里面赔钱,但是又无法自主选择放弃,铜贸易就像一道绞索,在范氏的脖子上越勒越紧。

到乾隆四十六年时,范氏累计欠户部330万两白银无力偿还。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史家评价:

【“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温州人集体大溃败警示所有中国人

温州人,曾经被成为东方的“犹太人”,以聪明、勤奋、精明而著称。但是在这股时代洪流的冲刷下,现在已经溃不成军,全面退败!

在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年温州人是如何赢的。

首先,温州的商业思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概括:

赚差价(早期)

找先机(中期)

炒市场(后期)

1.所谓的赚差价,就是知道某种东西哪里贵、哪里便宜,然后从中倒卖赚钱差价。这也就是中国刚改革开放时的“倒爷”,因为那时商品急需流通,所以这种行为是适应了时代需求的。

第一代温州人非常能吃苦,他们奔波于中国各个角落,“只有鸟飞不到的地方,没有温州人到不了的地方”,因此中国改革开始释放的第一波红利都被他们独享。

2.所谓的找先机,就是能够洞察到商业机会,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是全中国对市场最敏锐的人群之一,哪里有市场,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人。他们总能捕捉到许多市场机会,最先发现市场需求。

这一点直接促使了温州制造业的发展,在巨大市场的孕育下,温州人全力发展轻工制造业。一下子家庭作坊遍布全城,温州人的皮鞋、眼镜、阀门、打火机、服装、变压器、制笔、印刷品、锁具等等都名扬国内外,鞋王、笔王、锁王……比比皆是。

3.所谓炒市场,就是不再从事生产或贸易,而是玩起了资本游戏,后期的温州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会“炒”。

第一拨是炒煤。温州人几乎垄断了山西、内蒙各地的煤矿,然后倒卖,坐地升价。

第二拨是炒房。温州太太炒房团凡过境之地,房价无不飙升。炒遍全国,无往而不胜,赚的盆体满钵。

第三拨是炒钱。温州的民间借贷在中国最先活跃,玩成了高利贷,以钱生钱。

由于一切都只是以赚取更多的钱为目标,温州尝到了玩金融的甜头,开始放弃了实业,倾力于炒煤、炒房、炒钱。

但是物极必反,这种思维导致的结果现在大家有目共睹,温州人的这种思维不仅祸害了温州,还带坏了全国,中国的炒房、高利贷就是学温州。

在炒钱的那些年,温州不同企业集团之间大量互保,这条错综复杂的担保链条将大家缠绕在一起。

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互保融资获得的资金并没有投入实体,而是拿来搞民间借贷、搞房地产。这样,互保导致的融资过度进一步吹大了温州的经济泡沫和资产泡沫。

如今的温州,实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大伤元气。工厂倒闭、老板“跑路”,无数企业在苟延残喘。

温州曾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最充沛的城市之一。而如今,挥之不去的破产阴霾依然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温州,昔日商贾往来勤的繁荣景象似乎已被企业家脸上的债务愁容所取代。

最重要的是:温州就是中国的缩影,我们来将两者做一个对比。

1、高房价

2000年-2013年对温州的开发商来说,是暴利的十几年。温州楼市从两三千元/平方米迅速上升到2013年的4万多元/平方米。那时候,善于投机的温州人卖房子就像卖咸菜一样,开发商刚把地拍下来,房子就已经卖光了。

当时一个炒房人购买几套、十几套的情况很普遍。甚至要到省里找关系才能买到,温州掀起了全民炒房的热潮,并进而把这把火烧到了全国。

从此,中国楼市再无安宁之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炒房对实体行业的釜底抽薪,导致温州实体经济开始出现困难。2010年底开始发生了资金链紧绷、老板“跑路”情况,危机后来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扩散开来。一时间,企业、个人抛售房产现象大面积出现,出现了房价连续32个月下降的悲剧,部分商品房比最高峰时下跌了百分之三四十,个别豪宅甚至拦腰斩断!

后来,温州司法委托拍卖的房屋数量明显增多。温州市区级法院人士说,查封的资产其中80%为个人房产,因为一旦房价崩盘,弃房将成为正常现象。因为炒房者动用的购房资金,基本来自各种渠道的贷款,比如2010年某人以8万元/平方米左右价格买进一排屋,如今市场价4万元/平方米无人问津,此时他就会觉的再还贷款就没有意义,干脆弃供。一旦民间出现大面积弃供,整个经济都会受到影响,在2013年在温州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陈一新首次公开“垫底”数据:在16个主要经济指标中,温州大多数处于浙江省“倒数”行列,人均GDP、GDP增幅、财政总收入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倒数第二!因此高房价对温州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2、实业空心化

由于市场的逐利性,当大家发现玩金融远比做实业更赚钱时,就会毅然放弃实体产业。当资金都流向虚拟的金融和投机性行业,就会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

比如温州前些年民间借贷:借款人往往先通过民间过桥借款来偿还贷款,然后再接着从银行贷出钱还给民间贷款人,从而产生繁荣的民间借贷,2011年的统计:温州已有89%的家庭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结果导致整个温州的家庭都玩起了左手进钱、右手出钱的生意。谁还有心思从事实体生产?而且这种情况迅速在全国蔓延,河南、河北、山东、湖南等地都在学习民间借贷的模式,后来各地频繁出现民间借贷崩盘的新闻。

再后来,这种金融游戏又披上了互联网+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了P2P平台,又在全国掀起了发展浪潮,并在2015年达到顶峰……中国究竟有多少家庭因为这种金融游戏而崩塌,或者亲人反目?已经没有人敢统计了。

2015年,温州市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405亿元!温州,作为中国最具投机性的区域,由于没有把钱用在产业升级上,导致现在的工厂一片凋零,利润越来越低。十几年过去了,我们的房子越来越高、越来越多、金融也越来越热,但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还是低端加工业!我们真的不能不警醒。

3、全盘私有化

我觉的这一点很重要,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方面,有一种声音是要全盘私有化。这方面温州也可以作为参考,温州的私有化程度基本是全国最高的,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比不足4%。

可以说温州是中国藏富于民的代表,财富都集中在民间资本手里。然而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看一个地区的公共设施、机构的现代化程度。比如医院、学校、道路等。于是我们可以发现:温州个人财富增加,并没有显著改善当地的公共服务水准,或者转化成温州公共环境的同步提高。温州人虽然有钱,但温州的城市和道路却破破烂烂,公共服务却严重不足,市政建设远不***类地区。

凡是去过温州的人,都会有一点共同的感受,那就是:交通状况极差。重要的是这种交通状况不是车多路窄导致的,而是因为遵守交通规则的车辆极少。为什么藏富于民的温州,人民素质和财富不成正比呢?

这反映出私有化和公共化的矛盾,如果一个地方的公共环境都很难被当地先富起来的人群所改善,更别说先富地区的人带动后富地区的人了。

温州一向是高度市场化的代表,结果却导致公共投资不足,公共服务低下。让企业自主发展,结果却导致大量实体企业的空心化;允许民间金融发展,结果却导致民间借贷与房地产等炒作。

难道这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教材吗?

片面推崇自由化、不注重引导,这就好比马路上没有红绿灯和交警,让车辆自由通行,指望车辆通过自由躲避拥堵而疏通交通,你觉的可行吗?

大部分私营企业都是只追求眼前利益的,必然造成一哄而上、或一哄而散的局面,做做认为:产能过剩就是一哄而上的结果,创新受阻就是一哄而散的结果!

温州危机表明,在目前阶段经济全盘私有化不可取。作者认为在互联网+的高度协作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之前,政府的手应在合理边界内发挥一定调控作用。

怎么去调控呢?必须使个别优秀企业率先进行技术升级转型,通过并购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依靠众小私企业完成转型升级是不现实的。中国现在是资本过剩,我们需要将众多的资本通过专业的资本管理机构,整合梳理那些落后的产能,将其引向新兴产业,变“投机取巧”为“价值投资”,来一次推动式进步。

另外,私企的发展往往也是受掌舵人的高度和眼光限制的,作者认为在温州或者浙江,根本没有所谓的职业经理人。都是老板一人说的算,而由于这一代老板多没有文化,全靠打拼起家,导致思维受限,在企业组织结构封闭、排外,科技投入不足,离现代公司治理尚有一定差距,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这既是温州私企的现状,也反应了中国私营企业的狭隘性!

由于上述问题,让温州的经济至今无法恢复元气,各种逃废债现象严重就不用多说了,信用体系的崩溃才是最致命的,老板为了保护私有财富,通过假破产、财产转移等手段逃避债务,使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受到了伤害。信用才是财富的基石,信用摧毁经济立刻坍塌。

而温州社会信用体系需要重建,这才是真正考验温州的时候。

综上所述:所谓的温州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了。

再回到开头看看温州的三大思维模式,赚差价、找先机、炒市场。首先,互联网消灭了信息不对称,因此不再存在赚差价;其次,如今产品种类已经足够丰富,人们需要是好产品,而不是如何找到产品,因此不再存在找先机;最后,由于中国经济的去杠杆化,也使炒市场的思维施展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温州人的思维模式也已在中国全面终结!

可以这样概括:温州的发展思维得利于中国物资匮乏的年代,当时中国处于卖方市场,温州通过“小商品、大市场”的粗放模式迅速占领了国内市场,而如今产能大量过剩,中国已经迅速转型到买方市场,价值创新取代了野蛮生长,成为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核心驱动力。

温州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是人当杀人、佛挡杀佛。然而如今中国已经全民皆商,你还去比这去抢先机,成功机会已经很小了。另外:无论多么精明、多么能吃苦,只要放弃了实业,就失去了根本。

由此得出两大教训:
第一:实业不能被边缘化;
第二:创新才是真正的驱动力;

中国野蛮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将进入更高的发展层次,今后是依靠创新创造价值的时代,这意味着社会已有大量物质产品的基础上,如何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深层次需求,才是今后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发展,以前靠胆识和魄力,今后靠知识和创新。我们必须转换一下思维!

总之,温州的崛起与衰败,鉴证了中国时代的变迁,必将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晋商的晚清往事

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角力。两国的商人阶层也难免牵扯其中。而在清政府一方,据说曾有向晋商借款100万两白银的记录。事实上,无论在甲午战争之前还是之后,晋商一直是清政府重要的御用商人。他们的足迹伴随着左宗棠征西的大军,跟着努尔哈赤的骑兵,遍布中国各个角落。

即使在乱世当中,晋商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在甲午的动荡岁月以及此后更大的巨变庚子之乱中,年轻的大德恒商号掌柜阎维藩,根据时势变化,采取“少存多放”、“南存北放”和“多存少放”、“北存南放”的策略,使大德恒不仅未受战争损失,反而大赢其利。

清王朝的最后岁月,某种程度上说是晋商“黄金时代”,然而旧式的经营之道毕竟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清朝覆亡后,晋商走向衰亡。

晋商的崛起可以追溯到明朝,同样和国家征战大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的边防中心在长城一线,数量庞大的边防军团需要大量物资如米、麦、豆、草等供应。政府自行运输,效率低下,而鼓励商人代为运输,则成为更有效的方法。这些商人通过运输军粮能够获得盐引(盐为国家所垄断,获得盐引就可以去盐场换盐出售)和银两。

在这个过程里,一大批来自山西平阳府、泽州、潞安府的商人发了大财,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而到了明末后期,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并从事走私业。包括与蒙古、后金等进行贸易,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正是因为这种关系,晋商在清朝时,获得了天然的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御用商人,比如担任内务府商人等。

票号里的金融创造

然而清代晋商的崛起,不光是依靠与政府的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在金融方面的才华体现,这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山西票号的故事。著名的晋商雷履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也是清代中前期的代表性晋商。

雷履泰其实最早是一个颜料商人。在北京开设西裕成商号时,常常有山西同乡拜托雷履泰,从京城往老家捎银两。一般的做法是他们把银子交给西裕成北京分号,由分号写信通知平遥总号,然后在平遥提取,西裕成从中赚取一些汇费,时称“内贴”。雷履泰看到了兑换金融业的商机,他和另一位年轻的晋商李大成一起合作,出资(李大成出资30万两,雷履泰出资2万两)创办日升昌票号。

山西票号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诚实守信。道光年间许梅曾经讲过,“千金纸票,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所输汇兑,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能按期兑付,很少拖延”,赢得了“信用最著”的好评。

而且,雷履泰还有发明创造。发明出一套“法至精密”、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即用汉字作为签发汇票银两数目的10个数字及一年中365天的代码。试举一例:全年12个月的代码为“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月30日的代码为“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分别为银两的10个数目“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而“万千百两”的代码为“国宝流通”。假如票号在6月20日为某号汇银4000两,它的暗号代码就是“取人城宝通”。这类密码组合时常更换,严防泄露。日升昌成立后,生意如水入壑,汹涌而至。

雷履泰的创意很快就被其他山西商人学走。就在西裕成转型的三年后,平遥最富的商人、有“侯百万”之称的侯荫昌也将蔚泰厚绸缎庄改为票号,总号就与日升昌在同一条街上,比肩而立,仅隔一墙。侯荫昌还把日升昌的二掌柜、正跟雷履泰大闹矛盾的毛鸿翙挖角到蔚泰厚。总之,山西票号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货币流通方式,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次独特金融创新。而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封闭环境,这种创新理论上应该是中国商业内生而非外来因素带入的,也可以说尤为不易。

雷履泰和他的日升昌是清代中期晋商掌门宗主的话,到了清末就有了乔氏势力的崛起。因为电视剧《乔家大院》而为当代人所熟悉的乔致庸就是最关键人物。而另一关键人物,则是被乔致庸提携,在文章开头出现的阎维藩。

在乔致庸的带领下,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其下属复字号称雄包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遍布全国各地商埠、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值得一提的是,乔致庸原本会成为一个读书人或者官员,如果不是哥哥早逝,本来他一心读书走仕途。吴晓波在《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写道,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正因为如此,乔致庸拥有许多超越一般商人的品质。太平天国运动时,一时间南北商道中断,山西从事丝茶的几家老字号面临倒闭的危险。此时很多人想转业,但乔致庸则将全部的精力集中在疏通南北商道上。在乔致庸看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为了山西上万人的生计。最终乔致庸在逆境中突出重围,一跃成为山西地区最大的丝茶商人。此后,他又在湖北买山种茶,从根本上解决了南北商道不畅的问题。

另外他礼贤下士,发掘了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并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

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他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乔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晋商富庶,名满天下。康熙南巡时曾经谈道:“夙闻东南巨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晋商与军国大事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金融方面的发明创造外,晋商也继续保留和政府的密切关系。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踊跃进入体制内,用金钱换取政治地位。可以说,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乃是清代晋商兴亡的关键,如果处理不好,“沈万三的诅咒”就难免再次发作。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并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除了捐钱当官,晋商在晚晴政局中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参与军国大事。同治三年(1864),左宗棠出兵新疆,为了筹饷银,山西和陕西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

而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阎维藩得知这个消息后,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还献上了30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解山西票号总号。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赢利超过百万两。

衰落的一果多因

然而,好景终须过去。清王朝覆灭后,晋商迅速衰退。辛亥革命中,由于没有事先预计到,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晋商又一度想向银行转变,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镑,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关于晋商的衰落,现代学者给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除了传统的内部封建统治的压迫掠夺和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外,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在19世纪中后期,晋商未能大规模投资于新式产业、晋商票号的中心未能随着全国经济、金融中心南移上海、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在培养后代人才上的失误等是导致晋商走向衰落的原因。

也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没有及时和现代的企业管理体制相接轨。1904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大清商律》,第一次认可所谓 “有限责任”这一概念。但保守的晋商们没有及时利用这种政策利好。其实当时的晋商之一蔚泰厚京号经理李宏龄在给总号的信中已经提及有限责任,并指出有限责任的好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责任,即使折阅殆尽,不过其已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其组建银行的建议最终未被总号采纳,这也成为晋商保守的明证。

晋商们并没有在《钦定大清商律》实施后没有将票号改组为有限责任的银行,最终导致在票号周转上不利,无力偿还债务时,“因股东负无限责任,只得将股东的住宅拍卖,股东早恃其遗产为生,无生活的能力,形成了早为堂皇冠冕的富家翁,晚成饿殍,沿街乞讨,多饿死于道途。”

然而,现代研究者常海峰认为,中国商家,尤其是晋商,无限责任的承担某种程度上是信誉的一种表现。甚至有“父死子继”的观念。即便是在今天,如果父亲所欠下的债务,父亲去世后,体面的儿子也不会拒绝偿还。票号如果接受有限责任就等于宣布:商号赔光了事,与东家无关,你们欠债不能还只能自认倒霉。显然无论对于东家、商号还是相与,这种观念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人对于有限责任是极其警惕的,即便在今天,债务人也是千方百计地突破有限责任,试图让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与其经营规模来对比,山西票号的自有资本不大,他们的资本金一般在几十万两白银,而每年的营业额都高达几千万两,甚至上亿两白银。票号之所以能够被社会接受,凭借的就是信誉。而有限责任之所以能够确立,凭借的却不是信誉,而是资本规模。即便是当年的李宏龄,也只是建议各票号“每家各出资三五万两”,成立有限责任的银行,而各票号继续沿用原来的经营模式。如果晋商的票号主动采用有限责任的模式获得更大的发展,就不会被世人视为放弃“信用”而自掘坟墓。

张子宇

范浩里:晋商制度文化的理性探析与时代传承

明清时代的晋商,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早期萌芽与发展的先行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企业制度变革创新的实践者、中国近代金融服务业开疆拓土的奠基者,曾经为中华商业文明的进步、进化和提升做出过重大贡献!在长达六个多世纪的历史演进中,晋商以山西为背景,以商贸金融为中心,以本土商帮集群独有的资本组织形式、商业运营模式、职业授权方式、人才开发范式为载体,由南而北、依次推进、长期发展,逐步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这种本质意义上的货殖文化、营商文化、企业文化和人本文化,曾以数百年的传承和发展,超越地域传统文化而进入各行各业的主流地位。由此而构成这一区域的历史典型性、资源多样性和遗存传承性。

有鉴于如此厚重的资源背景,催生了上世纪末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他们以“经济人”的独特视角,对晋商现象及其文化特质进行了多角度历史扫描和文化梳理。通过山西商帮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传承基因的理性探析,揭示了晋商经营理念、经营体制、经营机制长期运行的基本规律与发展机理,以历史经典实践的“切片”研究和制度文化资源的有效聚合,激发晋商文化力的创新与再造功能,藉以化解当代企业治理领域因制度文化缺失而普遍存在的路径依赖、制度闭锁和机制失缺等疑难问题。也为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拓展了一条别开生面的实现路径。

一、晋商制度文化的资源禀赋,源于晋商的资本组织形式与商帮治理模式。

在晋商商业理念、商业行为、商业模式和商业成就的历史传承中,商帮治理思维与商业管理制度的创举,是晋商300年盐路、200年茶路和100多年票路开拓发展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一种文化基因。在金融资本从商业资本中不断分离的变革实践中,山西商人不仅吸纳宋、元时期“朋合制”管理元素,开创了一种“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的商业发展模式,而且在数百年探索实践中逐步完善了以“银股”与“身股”为基础的“顶生意制度”,让晋商在中国企业制度史上率先完成了从“营商秘诀”到显性产权制度设计的历史进化。从清嘉庆年间平遥财东李大全创办手工作坊“西裕成”颜料庄,到道光年间雷履泰为“日昇昌”票号初创而设计的资本组织形式问世,晋商把资本出资者的“银股”和劳动出智出力者的“身股”权益绑定在同一个制度平台上,以契约方式界定了资本拥有者与劳动者共享经营收益的资本分配格局,从而开启了晋商以产权保护和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先河。

从中国第一个专营票号“日昇昌”的创立,到中国最后一个票号“大德通”改组为银号,在垄断中国近代金融汇兑业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晋帮票号和大多商号都效法日昇昌“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设计运作原理,建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股权制。其潮流遍及晋省内外,影响延展亚欧大陆。祁县大德通票号从光绪十年(1884)至民国十年(1921)的37年中,曾五次修订号规,其约束和激励性铺章条款多达73条。这种以契约精神规范企业产权制度与经营行为,不仅成为晋商企业资本组织形式和商帮治理模式的主要体制支撑,而且顺应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型的市场需要,为近代中国金融业“汇通天下”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五年(1889)时共有银股20俸(每俸一万两白银),享有“身股”资格的从业人员23人,合计持有身股9.7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48.5%;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时银股并未增加,而享有身股的人员却从23人增至57人,身股总量增至23.95俸。员工身股为财东银股的119.75%。时年账期分红74.288万两白银,银股与身股每股平均分红1.7万两白银。身股拥有者比银股持有者多分白银6.288万两。

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制度文化引领,才有山西民间商业集群和资本集团在国内外市场的大范围崛起。尤其是在清政府主权货币和国家信用机制缺失的经济背景下,晋商以民间资本的大跨度运作,直接推动了近代中国的企业制度变革和金融体制创新。从另一层意义上讲,发生在200年前的这一制度文化资源的聚合与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不仅彰显了晋商先贤们清晰的文化自觉,而且折射出一代民族商帮朴素的产权经济思想。

二、晋商制度文化的本源价值,始于劳动和资本的和谐共创与激励兼容。

在晋商制度文化资源中,“身股制”是人力资本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和市场双重约束的前提下,顶身股的大小不仅标志着职业经理人员及伙友个人能力、职业地位和绩效贡献,而且也是激励员工成就感、归属感的一种长效机制。它的制度激励作用和文化力渗透功能,综合体现在劳资共进、共创、共治和共享机制的运行之中:

(一)“劳合”与“资合”共进共创的制度安排,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价值理性——“劳资一体”。这是晋商制度文化创意中最具穿透力的一种组织型构方法。它把劳动者和资本拥有者聚合在既定的治理框架内,削平财产悬殊,共享平等权利;通过资本拥有者向劳动者让渡资本经营收益分配权,自上而下地扩大剩余价值的共享范围。这种制度型构方法通过“劳合”与“资合”的“合力向量”推动企业的“利益共同体”建设,把劳、资主体的既定目标与物质诉求绑定在同一运行平台。通过举乡避亲的员工“请进”制度、严苛刚正的组织约束制度和长效厚益的绩效激励制度,将企业成员的个人利益追求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咬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和谐共创”、“激励兼容”的价值理性和“不责而勤”、“不检而俭”的治理效果。

(二)“信任”与“托管”分责共担的经营机制,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工具理性——“两权分离”。晋商的“银股制”与“身股制”的运行方法,把分权式商帮治理思维运用到股东、掌柜、员工之间,并以职业权利的划分、授予、监管、考核、激励和约束,来规范企业及其成员之间的责任边界和权利运行关系。从而搭建起“设权方式契约化、行权方式职业化、权利义务人格化、激励约束制度化”的商帮治理框架。这种“两权分离”的体制特征和精神价值传导,随着产业驱动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方向,逐步演变成一种以家国责任和社会担当为己任的物质文化管理体系;而由这种权利行使关系形成的治理结构,则具有简约、顺畅、快捷、高效的治理效果。这种以内生动力为驱动的行权机制,在以人治为核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商业经营实践中,无疑是一种制度性“颠覆”!它的工具理性在于把“劳资一体、两权分离”的资本组织结构,按照不同的产业领域演化成具体的规模业态和运行方式;再通过产业链构筑的梯度推进和有序竞争,把企业打造成产业适度多元、产权无缝连接、经营专业连锁、区域集群发展的“商业帝国”。如清中叶进入鼎盛发展的太谷曹家“砺金德”控股集团,他们在“两权分离”背景下的多元经营曾横跨十三个产业、布局640多个商号,拥有从业人员3.7万人。雄起于中、蒙、俄黄金商道的国际商团“大盛魁”,则以职业经理人的运筹帷幄,促其民间资本运营总量曾达3000万两白银的规模。“山西第一外贸世家”榆次常氏集团从乾隆年间起步,实施东、掌“两权分离”的管理体制,在万里茶道近200年的开拓实践中,发展和壮大了以“十大玉”、“十大德”为标志的商业外贸集群,其茶贸经营份额曾占到中俄茶贸交易量的四成之多。这些都是晋商为中华商业文明进步、进化和提升所提供的产业经济实践与物质文化佐证。

(三)“严培养”、“硬约束”与“强激励”兼容配套的治理规则,彰显了晋商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激励兼容”。商人是有个性、有感情、有知识、有思想的一个群体,他们也需要尊重、需要关心、需要培养、需要激励。因此晋商的制度文化把企业经营目标和发展绩效,与人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利以及经营人才的时间经济价值链接在一起、融合为一体。其制度文化的人文理性恰恰就切中了“人性”的要害,创造了劳动与资本独具特色的共创共享机制,并以文化力的强力渗透,将运行规则快速转化成企业成员的公共观念、责任心和人格化产权。晋商以制度留人、制度激人、制度裕人的具象管理行为,把“激励”和“兼容”的方法用到了极致,从而实现了营商活动中人与物的统一、心与身的统一、质与量的统一、绩与效的统一、眼前实惠与最终权益的统一。

回望历史、鉴古知今,晋商以“劳资共创”为核心的制度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企业制度文化史上堪称“经典”!在明清十大商帮的资本组织形式中也属“唯一”!与美国以“期权激励”为特征的人力资本制度相比,晋商“人力资本股权制”的显性制度早出现150年,“东掌分离”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也比全球最早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了整整一个世纪。即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激励相容理论”来评判这一历史文化现象,当代晋商多数企业的产权激励制度仍然达不到晋商先贤的思维高度和治理水准。

三、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在于推动文化力的创新再造与企业制度转型。

晋商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是重要命题。如果从李宏龄1917年的《同舟忠告》算起,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历代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卓著,但如何将传统晋商的文化大义与现代企业的变革思维结合在一起,并为当代晋商的转型发展辟出一条新路,却一直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实践难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发端于晋商故里的晋商文化应用研究,揭示了晋商“劳资一体、两权分离、激励兼容”的文化特征与本源价值,并在吸纳本土120多个企业资本化、社会化改造的经验教训与实战思维基础上,创立了以资本治理、成本治理、人本治理为核心内容的《三本治理模型》,并以能量转化的方式将晋商数百年前孕育和践行的产权制度设计思想,转化为当代企业深改转型的一种全新的资源禀赋。从2013年7月起,晋中市人民政府站在国家治理的微观层面,把《三本治理模型》的实战应用确定为本土中小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并在十二个县(区)市部署了“中小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他们以先行先试的方式在129个试点示范企业实施“三本治理”与“四量评价”,并经过企业自评、县级初评、市级综评的三级评价机制和四大体系、二十二纲、七十七目和一百四十八项管理标准的现场测评,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建制立标、倒逼管理;贯标践行、规范管理;默化提升、精益管理”。全市拟在三年周期内实现“百家公司试点示范、千户企业自考自评”的阶段提升目标。这项管理提升行动的实操要点有三:

(一)重塑企业治理体系建设的“应用模型”。针对中小企业自由式、自发式和家族式管理情境,向传统企业输入三本治理模型,重塑企业现代治理体系:一是资本治理体系。从资本投资起步,到法人财产、产权制度、运行规则,直至所有制实现形式与分配制度的落实兑现,型构了一整套“价值型”产权保护制度和治理体系;二是成本治理体系。从成本投入起步,到要素品质、工程经济、运行规则,直至资源配置方式与转换效率的绩效实现,型构了一整套“工具型”发展方式和治理体系;三是人本治理体系。从人力资源起步,到价值引领、企业文化、运行规则,直至管理组织环境与人文精神的优化提升,型构了一整套“方法型”文化建设机制与治理体系。

“三本治理”思维源自于传统晋商的制度文化与当代企业的变革思维。重塑这样的应用模型和治理体系,企业就能在强化市场资源配置和公平竞争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组织、自调矫方式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并随机营造企业管理“势”,集聚企业管理“能”,激发企业管理“力”,有效推进企业的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施策,快速构建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的统领机制。

(二)导入企业治理能力提升的“实操工具”。通过“368”管理提升工程和“427”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为中小企业深改转型提供两部实战适用的“治理公器”: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管理提升行动中以“三本输入”为核心的三个基础管理领域及其系统运作模式:“3”是指建立三维管理结构,即:产权制度、工程经济、企业文化。其主要功能特征是确立科学、合理、均衡、稳定的企业管理体制;“6”是指激活六步驱动流程,即:制度安排、能力修炼、流程再造、绩效调控、文化整合、激励兼容。其主要运行特征是建立造势、聚能、给力、驱动的管理运行机制;“8”是指引入八项调矫方法,即:思维变革的目标导向机制、持续创新的生态优化机制、同频共振的力量集成机制、转型发展的全局统摄机制、秩序型构的刚性约束机制、高绩高效的组织行为机制、永续推进的战略激励机制、自我超越的人格修炼机制。八项调矫机制的应用特征是针对管理实践中的矛盾与失衡状况,随机实施把脉、调矫、平衡、再创新的调控手段。

“427绩效评价体系”,是以管理提升行动中“四量考评”为核心的管理评价标准和系统考核方法:“4”是指建立起四大绩效反馈体系,即:以“资本存量”为核心的产权制度运行评价体系,以“资源增量”为核心的工程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以“运行序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建设评价体系,以“发展质量”为核心的经营者素质与团队整体评价体系。其“渠道”特征是按照整体、系统、要素、细胞的依序驱动来完成绩效反馈;“2”是指在评价体系中设置的二十二个绩效评价纲要:其运行特征是按照专业、分工、协同、整合的业务职能来完成分类考核;“7”是指从二十二纲中分蘖出来的七十七个单项考核细目及其相对应的一百四十二个评价计分标准。其功能特征是通过标准、标的、计考、赋分的现场测评来完成绩效确认。

“368管理提升工程”是以“三本治理模型”为体制骨架的一种“建制”模式;“427绩效评价体系”则是以“四系考评”为核心的一种“立标”方法。两者是纲与目的关系、模与型的关系、阳与阴的关系、知与行的关系。两套实操工具的综合应用,可对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创新方向、实操流程、绩效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建立企业治理方法运行的“推进机制”。企业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一般以三年为一个周期,把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分为三个阶段目标,并按三个不同层次梯度推进,以实现企业治理体系的顺序成长和治理能力的有序突破。

第一阶段推进机制:建制立标、倒逼管理。本阶段主要工作任务是按照《三本治理模型》和《四系评价标准》的要求,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现代管理知识应用体系。在不推倒原有管理基础的前提下,以系统性学习、结构性改造、知识性替代和开创性发展的方式,形成倒逼管理的推动机制。

第二阶段推进机制:贯标践行、规范管理。本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巩固建制立标和达标评价的工作成果,将管理提升行动转向贯标践行和规范管理。期间的工作重点有三:一是依据建制立标基本要求,按照既定的管理层级和作业系统,把贯标践行任务从高层到中层逐级落实到基层岗位;二是通过立规教育,提高管理团队对规范化管理的知识体系和组织制度功能的认知度,用企业成员点点滴滴的思维与行为调整,促进其管理思维的变革和执行理念的转变;三是通过核心价值体系的宣贯,形成管理团队与员工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共识,激发和推动企业发展的整体潜能和软实力提升。

第三阶段推进机制:默化提升、精益管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标管理的践行和提升,建立起常规性和硬约束相结合的周期性评价制度,并持之以恒地形成一种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自组织、自调矫、自完善运行机制。在管理效果方面实现“三个统一”,即:实现管理体制架构与管理组织行为相统一,形成清晰稳定的体制基础和灵敏有序的机制活力;二是实现管理过程与管理责任相统一,形成以新体制、新机制为制高点的反向推动与倒逼能力;三是实现管理目标与管理绩效相统一,形成以改革基础管理和转变发展方式为核心的提质增效机制。

晋商制度文化的时代传承,是晋商故里因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项重大创新。面对企业增长幅度的大幅减缓、经营成本的持续上升、产能过剩的连绵困扰、市场竞争的残酷无情和传统体制的多方掣肘等尖锐矛盾,仅仅在重塑企业治理“应用模型”、激活企业治理机制还远远不够。还必须确立推动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阶段目标,并在关键领域和要害部位加大深改力度:

一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革要求,率先在健全完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上下功夫,为传统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现代化提供全新的体制支撑和机制保障。不断提升产权制度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统摄功能;

二是自觉按照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要求,率先推动传统企业的物质载体和产业基础的变革转型,为实现企业物质现代化提供全新的能量源泉和财富保障。不断提升工程经济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支撑功能;

三是自觉按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改革要求,率先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与管理组织环境建设,为实现企业精神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保障。不断提升企业文化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激活功能;

四是自觉按照国家“健全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改革要求,率先重视和强化现代企业领率团队和企业家队伍建设,为实现企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全新的战略资源与人才保障。不断提升经营团队在企业治理和经营大局中的领率功能。

目前,晋中市中小企业以“三本治理”为核心的规范化管理提升行动已全面铺开,一个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战略目标的深改转型热潮正在蓬勃兴起。

联想巨亏VS华为称王: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胜负已分

在2015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国两家标志性的制造企业——华为与联想高下已分,一家已经称王世界,并正蒸蒸日上,另一家亏损严重,已近强弩之末。

11月中旬,联想集团终于发布第二季度报告,巨亏7.14亿美元,销售收入为122亿美元,联想给出的解释是重组费用5.99亿美元及清除智能手机库存费用3.24亿美元。然而难以令投资者满意,因为一季度联想集团销售收入107亿美元,净利润仅1.05亿美元,利润率仅1%。即上半年联想集团合计销售收入229亿美元,约合1419亿人民币,亏损约37亿元人民币。

而华为集团上半年财报在7月中旬即公布,上半年销售收入17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0%,营业利润率18%,即323亿元人民币。在电信设备商中,爱立信的607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已经被甩的很远,华为的电信设备业世界王者地位更加牢固。而在手机的移动终端上,华为更是突飞猛进,已经跻身世界第三,仅次于三星和苹果。

如果说从销售额上看,华为超过联想有限;在利润上,联想如算有特殊原因,也尚可理解。但国内第三季度的手机销售更令联想无话可说,根据权威调查机构Trendforce统计,华为在国内手机销售(出货量)市场份额为18.7%,联想则排在第三,为12.7%。鉴于华为33%的手机是2000元以上的中高档手机,联想手机绝大多数是2000元以下的中低档机,联想手机对华为的销售额差距更大。

要知道,联想进入手机行业已经超过十年,手机是联想最重要的根据地市场之一,而华为进军手机市场也就仅仅四、五年的时间。与联想手机的并购重组之路不同,华为走了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已经后来居上,特别是Mate7和Mate8手机已经初步奠定了全球男士商务手机第一品牌的地位。

平心而论,华为与联想都是中国制造企业中的佼佼者,不仅年销售收入都超过400亿美元,而且都已成为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占比都超过60%。两个经营团队都可谓精英荟萃,也都十分拼搏努力,在战术能力上并没有天壤之别。但如今华为蒸蒸日上,越来越强大,而联想明显后劲不足,包袱日见沉重;一个向上再度腾飞,另一个盈利都相当艰难,更重要的差别是战略道路的选择不同。

“跟在IBM后面吃土”VS自主创新

联想选择的是一条“跟在IBM后面吃土”的战略。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曾说:这是一场赛跑。跑在前面的人说:“你在后面吃土吧。”他跑得快,我在后面吃土,这没错。咱们现在必须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在后面“吃土”,但心里的希望是做“领跑”。

联想对这条道路执行的很坚决:从跟在IBM后面组装电脑,到12.5亿美元收购IBM认为是负累的个人电脑部门;再到29亿美元巨资收购摩托罗拉移动;23亿美元收购IBMX86服务器业务。这三次跨国收购,联想不仅付出了巨额现金流,而且后续重组费用也非常高昂,两者合计当不下百亿美元。而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仅是获得了一流跨国公司的三流技术,比如IBM的个人电脑和低端服务器,是即将被淘汰的“鸡肋”;或者是竞争失败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如摩托罗拉移动。这些技术在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中已大势已去,比如智能手机平板对传统电脑的替代和挤出;云端存储技术对传统低端服务器的替代。客观而言,联想花了巨资买下了外资跨国公司的落后和准淘汰技术,其技术的未来实用性较低。比如摩托罗拉手机买下后,其传统手机已经被淘汰,联想推出的还是基于安卓智能平台的手机。更何况收购摩托罗拉后,谷歌(google)将继续持有摩托罗拉大部分专利组合,包括现有专利申请及发明披露,而联想只是获得了相关专利组合的授权许可证。

而华为则走了一条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新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2014年申请国际专利冠军!其实华为此次取得世界第一也在情理之中,据不完全数据统计,在过去10年中,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达到1880亿元人民币(约合200亿美元),2014年研发投入约395-405亿元人民币,在销售收入中占比高达14.2%;而联想集团过去十年累计研发投入为44.05亿美元,不及华为2014年一年的投入,其中仅2015财年研发占比收入达到2.6%,其余年份均低于1.9%。同时,在华为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到45%。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必然会研发出更多创新性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11月,华为推出了全球领先的麒麟950手机芯片。这不仅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全球电信设备业的领导者,也站到了智能手机芯片的山顶。

强攻发达国家VS亚非拉“包围”发达国家

与技术道路差异相匹配的是,华为与联想也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跨国经营之路。华为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技术和实力尚不足以跟一流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想抗衡的阶段,主要开发亚非拉市场,特别是非洲市场。针对该市场尚处启蒙阶段,生活条件非常幸苦,竞争者少的特点,依靠较低价格和周到服务赢得市场,但同时也能获得不菲的利润,从而为科技创新和持续发展积累了宝贵财力。随着实力的提升,华为再攻入欧洲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如今华为在欧洲已经获得了重要市场份额。仅在美国市场份额较少,那还主要是因为美国千方百计设置政治壁垒。

联想则走了一条在收购跨国公司或其部门后,则利用其国际品牌和销售通道,延续欧美主流市场的销售。在此模式中,联想可以有效规避贸易和政策壁垒,较快建立销售渠道。但是,其重组成本非常昂贵(在欧美国家裁员的成本比国内高几十倍),在联想收购IBM电脑之初,联想中国区盈利较多,对IBM国际方面输出大量利润以消化重组成本,但IBM美国部门的人均收入是中国区的十倍以上,引发了国内员工不满。2008年第三季度,联想净亏损9700万美元。为解决矛盾度过重组危机,柳传志重新担任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重新担任CEO接替威廉•阿梅里奥的职位。

其后,联想跨国并购重组的经验较多之后,相对成本低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靠制造业转到中国以降低制造成本、中国区的利润向欧美输出支持重组和营销通道的方法。换言之,联想跨国并购的主要成果,是原品牌和其销售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渠道正在受到网络销售模式的冲击。

上市公司股东主导制VS非上市股份合作制

在企业的基本制度方面,华为与联想也迥然有异。

联想走了一条跨国公司常规的上市公司制度,作为上市公司,经营层虽然也有股份,但对投资人负责则是第一位的。在联想集团中,联想控股持股30.6%,杨元庆名下持股6.02%。其它为泛海及公众股东,包括海外股东。而联想控股中,联想经营层合计持股约41.7%,主要是由两个有限合伙公司——联持志远20%、联恒永信8.9%,其中柳传志个人名下为3.4%。以前联想控股是非上市公司,最近明确要上市,上市后经营层持股比例将下降。

客观而言,联想集团和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相对于很多国有绝对控股和更多家族式企业而言,还是比较均衡和合理的,员工持股的人数也较多。但由于联想并购重组巨额支出的拖累,其盈利情况不佳,员工分红收入相当有限,无法对经营者实现真正的股权收益激励。

华为则走了一条非常纯粹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之路。华为对外坚决不上市,对内则实施了彻底的股份合作制,股权和期权激励非常细致,将有贡献有能力的员工最大程度地吸引到股东当中。2014年3月华为曝光了股权簿,15万员工中8.4万人持股,持股比例超过99%,而创办人任正非仅持股1.4%。由于华为保持了较高利润,股权分红如今已经约占到华为员工总收入的1/3。任正非对此的解释是:“(公众)股东总是很贪婪,他们希望尽可能快地榨干一家公司的每一滴利润。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公司的拥有者并不贪婪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同业竞争对手,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上市。”事实已经证明,华为的非上市股份合作制是当今世界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制度之一。

联想向外输出利润VS华为向内输入消费

如果说上述三个维度只是联想和华为的公司行为,仅以公司利益作为评判标准。而如果以社会价值为评判标准,其中两个主要考虑项是:1、对国内消费的贡献;2、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支持来看,联想与华为的距离就更大了。

由于华为没有上市,不对投资者进行分红,海外投资者无法获得利润分配。且员工持有绝大部分股份,从海外市场获得利润,除了留存为发展所需外,基本都对员工分红,这使得华为工资远高于国内一般科技企业,且分红成为收入重要构成。这实际上是从全球赚取利润,进行国内分配,其必然主要转化为国内消费。这可为国内消费增加了一个额外的增量,其对中国内需的贡献远高于一般的企业。如果从国际收支的角度看,华为是贸易项(产品出口)和资本项目(利润回国)的双顺差,特别是利润回归,是真正跨国公司的核心属性。

联想恰恰相反,它以国内利润积累进行海外收购重组,以国内制造的廉价劳动力红利去支持海外昂贵的销售通道。特别是三次重大收购,总金额高达64.5亿美元(幸好其中有一部分股权置换),这构成了巨大的资本项目逆差;而由于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其红利必然要分配给海外投资者,国内分红收益也打了折扣。此外,虽然联想电脑等产品出口获得了贸易顺差,但是由于利润菲薄,对国内消费增量贡献也很有限。综合而言,联想对于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有可能是负的(只有资本项目股权分红超过资本输出、员工工资超过行业一般平均工资部分,才能视为对国内消费的额外贡献)。如果说得更冷峻些,联想模式存在对跨国公司利益输送的嫌疑。也可以说是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主流对外经济模式的一个缩影。

华为对国家信息安全贡献巨大VS联想PHC较大贡献

从对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华为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对此,美国政府对华为的高度警惕就颇说明问题。而在国内,由于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共同努力,中国民族通讯企业已经掌控了国内电信业的主导权,包括通讯标准和通讯设备等等,为国家信息安全立下汗马功劳。而信息安全是一切国家安全的前提,如果国家的通讯标准和设备由外国企业控制,就像苹果手机那样留有后门,则国家在大国博弈中,企业在跨国竞争中都可能无密可保,失败便是难免。不仅如此,华为最新的MATE8手机,更实施了华为手机的个人商务保密措施,从芯片上对手机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保密锁定,使得手机遗失后,刷机者窃取信息难度极大。华为手机之间的通话也可以加密。这对商务人士的个人保密也具备里程碑价值。

联想在其主要产品领域,如电脑、手机和低端服务器上,基本没有对国家安全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有着较大贡献的是联想的PHC,即超级计算机业务。联想的PHC2014年登顶中国超算TOP100之后,在IDC公布的2015年Q1全球HPC报告中,联想HPC也斩获佳绩:营收接近3.8亿美元,占比15%,排名全球第三。

与其它主要产品不同,联想的PHC恰恰走的是一条自主创新的道路,联想集团较早参加了这个国家863项目,在得到国家财力智力支持下,通过几度努力,在国内成为领先者,为国家超级计算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

华为和联想道路是中国两条对外开放道路的企业代表

笔者进行华为和联想的比较分析,并不是为了捧华为贬联想,这也并不意味着联想将无可避免地衰落。而是要探究这两者代表的不同对外开放道路的利弊得失,为今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选择,对中国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参考借鉴。

本人想强调的是,华为和联想的不同道路,都是“存在就是合理的”,它们分别是各自领域国家政策条件下的理性选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两种道路在企业的投射。

华为走上了股份合作制自主创新的道路,除了是任正非和华为人对中国人创造力和艰苦奋斗能力的自信,他们更愿意立志于中国价值立场之外。还与中国对外开放中电信业的特殊保护政策有关,1999-2001年的中外各种力量围绕中国加入WTO超级博弈时,当时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顶住了主流意见,坚决反对电信业过度开放,强调如果丧失信息安全则国家安全毫无保障,坚持认为不能允许外资绝对控股(超过50%)国内电信设备商、国内电信设备采购必须给民族电信设备企业留下一定份额,不允许外资垄断。由此,华为、中兴通讯等才能在起步之初不被跨国公司一口吞并,民族电信设备业的萌芽才不至于被连根拔起。其后,华为在发展中匮乏资金,早期阶段还得到了电信企业的融资支持。这才使华为积累了第一桶金;有了这个基础,才能进入亚非拉,积累了挑战跨国巨头的实力。如今,华为一家的利润已经远超爱立信、阿朗和诺基亚之和!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才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怎么能不让人唏嘘感叹。

联想则没有这么好的外部环境。电脑领域,无论是市场还是投资,从一开始就彻底放开,由于芯片、主板、硬盘和操作系统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垄断,外资公司也可在国内设立全资组装厂,联想能做的就是依靠熟悉国内市场渠道,以大规模采购组装降低单台成本,积累菲薄的利润。其间,杨元庆也试图在IT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创新,但是由于相关领域开放太快,产业成熟速度太快,联想的努力很快被IBM、SAP、甲骨文、惠普等公司截断了出路,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技术和财力积累,很快就宣告了失败。

因此,在中国对电脑、手机等领域民族资本毫无保护,联想试图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创新的空间被极大挤压,常常被截断去路的情况下。联想在某种程度上认了命——跟在IBM后面吃土。客观上成为IBM等跨国公司在技术升级后,对于落后技术尾部风险的承受者。在这种交易中,IBM和GOOGLE将严重亏损的部门卖出巨额的现金,可谓最大的赢家。说的再通透点,这对IBM等代表的跨国公司是完美的收官——在一大桌美味佳肴吃成残羹冷炙后,还能打包卖给联想。不仅“鸡肋”卖成了金条,而且连打扫卫生的费用都省下了。

中国开放正途: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

幸好中国还有吴基传!幸好中国还有华为!如若不然,中国企业将基本被锁定在跟着跨国公司后面吃土,做清扫工的角色。中国人或将永远无法证明,凭着中国人的聪明、奋斗和创造,中国民族企业也可以站到世界之巅,成为令国际跨国公司畏惧,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企业!

华为的成功也使1990年代末、中国加入WTO前的一场大争论有了初步结果。那时,中国面临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决策。一派认为中国应该按照美国要求的标准加入WTO,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允许外资控股中国企业,允许外资独资投资或者控股投资,鼓励中国最好的国企“靓女先嫁”。同时以“一卖了之”、“一股就灵”批评打压股份合作制改革。另一派认为,中国应当借鉴日本、韩国的经验,采取对民族企业适度保护、禁止外资垄断市场、扶持鼓励国企通过股份合作制激发员工创造力,在国内同行业形成几家相对垄断的优势企业后,再对外对等开放。这场大博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1999年春夏达到高峰。

在这个争论中,当时身为《工人日报》驻安徽记者的笔者,力挺“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的道路。1996年秋,刊发了《顶住跨国资本冲击》一文,报道了合肥开元轮胎厂外资控股和股份合作制改制两条道路博弈,引发了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与合肥市委书记的较量;在1997年夏,安徽省率先在探索股权分置改革,笔者先后奔波滁州、铜陵等五地10多家企业调研,发表了七篇系列调研;1999年2月在《南方周末》刊文《扬子改制:是改革探索还是封建倒退》支持滁州扬子集团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探索;1999年9月,经过两个月对湖南浏阳的股份合作制改革的深入调研,《工人日报》刊发了1.8万字的《潮动浏阳河阳》(此文刊后不久,全力支持刊发该文的《工人日报》总编辑张宏遵被免职)。

1999年,经过对中国改革开放思路的深入系统思考,本人撰写了《平衡木上的中国》一书,此书的另一个备选名字是《2010中国不战而胜》,该书的主要思想是:中国如同一个走在平衡木上的人,手中持着平衡杆,它的一端叫改革,一端叫开放,随着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开放的一端必越翘越高,改革的一端越沉越低,这个人最终会失衡而掉下平衡木。或者如一个人走路,开放这条腿越伸越前,而改革这条腿原地不动,这个人要么摔倒,要么被撕裂。该书预言,如果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平衡战略,即以产业适度保护+产权改革(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的道路,在十年之后,即20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对于外部遏制不战而胜。

这本书当时被广州的一个民营出版商看好,并已经付出了2万元订金。然而,由于当时极其严厉的出版管制,他找遍了广州、深圳和北京的出版社,没有人敢出版,最终此书不见天日。其后,本人多年辗转多地工作,其书稿大部分已遗失,仅剩下第七篇,也就是最后一章作为纪念。

当1999年11月15日中美正式签署加入WTO协议时,本人就明白中国已经选择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现实的选择与理论的选择不同,理论的最佳选择往往在现实中被抛弃,因为现实选择是由于博弈的各方综合力量所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主流精英的利益、立场、眼界、价值观和责任感所决定的,甚至不是由当时的个别主要领导决定的。当国家道路选择后,个人顺之者昌、逆之者衰。于是本人也辞去了《工人日报》记者下海,南下广州,加入了当时正处鼎盛期的《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1-3年将为改革滞后于开放付出沉重代价

在其后十多年中,笔者有幸一直站在时代的前沿,观察着行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演变。2001年初-2004年11月,本人参与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见证了一个《当宝洁纪元不可抗拒地来临》(跨国公司控制中国产业链,2001年4月)的过程;2004年11月-2010年初,本人参与创办《第一财经日报》,见证了美元金融资本和国际热钱,在中国逐渐控制了中国货币金融,在资本市场由悄然渗入到呼风唤雨的过程。时至今日,由于开放越来越激进而改革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其副作用已经十分明显。

在产业领域,除电信设备业成为罕有特例外,绝大多数领域对外资不加限制,甚至超国民待遇地开放,外资很快都占据了垄断地位。后来,在高新科技领域,由于外资PC、VC投资+纳斯达克上市的优势,联网+等领域,外资控股企业垄断程度更高。大部分中国制造只能成为跨国公司的OEM车间,利润非常菲薄,根本不具备技术升级的资金积累,加上土地、劳动力、人民币等成本大幅上升。同时东南亚等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TPP进口替代,再加上再工业的欧美在新兴高科技领域的卡位。中国世界工厂已经盛极而衰,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车间破产倒闭。联想已经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如今也后续乏力陷入负债运营状态。2005年以后,外资垄断企业普遍从投资阶段进入利润回报阶段,而且从2013年开始出现了较普遍的本金撤离,特别是日资企业更是系统性撤退。由此,中国民族企业对外出口所获得的贸易顺差,也基本上被外资外流利润吃光。

在货币金融领域,2005年7月的人民币升值,诱导美元资本和国际热钱巨量涌入中国,从海外流入的外汇占款一度与基础货币的比例高达131%,即中国所有的流动性全部由海外流入。国际热钱入境后,极大地推高了楼市,将老百姓的现金收入套在其中;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在2005-2008和2014-2015年的两轮超级过山车中,将百姓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财富转移到外资权贵囊中。而进一步的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可能引发的人民币汇率动荡,其损害很可能N倍于2015年的股灾。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这条失衡道路付出巨大代价,未来1-3年我们很可能还会付出承受不起的更大代价。而与此同时,华为、中兴通讯等则在品尝着吴基传和任正非等选择正确道路的成果。

今天写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为十几年前那场争论、为那本未能出版图书划上句号,了却一个心结。更重要的是,如果未来1-3年,倘若我们真的为开放激进改革滞后的道路选择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我们该如何反思总结经验教训?是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弃民族企业,沦为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元金融寡头资本的奴仆,不仅丧失国家经济、货币和金融主权,乃至失去政治主权,甚至丧失种族生存的自主权;还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彻底闭关锁国,回归计划经济,甚至实施军事管制,扼杀国民的创造性和主动性?

届时,中国正确的道路,相当可能成为唯一现实理性共赢的选择还是——适度保护+股份合作制+国内充分竞争。那时,或许更多的人能发现华为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成为国家道路再次理性选择时不容忽视的重要坐标。(作者为中华元国际金融智库创办人)

晋商、晋商精神和运城 – 王清宪

12月19日,《凝聚晋商力量•共谋山西未来》2016北京山西企业商会项目推介会暨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面对新晋商,运城市长王清宪首次就关于晋商精神之开放特质、开放对于山西之重要,及新晋商在开放方面应有的担当,进行了深入阐述。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领导,各位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好!今天是晋商大会,作为运城市长,我想谈的题目是:晋商、晋商精神和运城。

【关于运城与晋商】

大家都知道,晋商最辉煌的时期是票号。而票号则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这大约到了十八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商帮,晋商的兴起在明初。明朝立国后,在北方雁门关一带戍边,以防外敌。为解决从全国调集粮草路途遥远、成本又高的问题,便在山西实行了开中法,即:由山西的商人就地组织粮草送到雁门关,由皇家根据粮草的多少发给商家盐引子,用今天的话也就是经营盐运的凭证。商家便拿盐引子到运城盐湖的盐运司去领取等额的盐去贩卖,收回本金获得利润。因为盐自古以来就是国家垄断的行业,经营盐自然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因此说,晋商兴起发源于河东,发端于盐的经营。从一个商帮来说,晋商在运城挖了第一桶金。

关于运城与晋商的联系,还有两个故事。一个是中国的商人之祖猗顿的故事,一个便是武财神关公的故事。《史记集解》记载:猗顿,战国时大工商业者。原是春秋时代鲁国的贫寒书生。他在生计艰难时,听到范蠡弃官经商很快致富的消息,于是,“往而问术”。范蠡告诉他:“子欲速富,当畜五(母畜)”。就是让他搞养殖业。猗顿千里迢迢来到当时农业条件最好的晋南,现在的运城市临猗县,定居于猗氏王寮,大畜牛羊,后又兼营盐业,十年之间,成为与陶朱公齐名的巨富。在经营畜牧业的同时,猗顿已注意到位于猗氏之南的河东池盐,他在贩卖牛羊时,顺便用牲畜驮运一些池盐,连同牲畜一起卖掉。中国的商业史公认,猗顿和范蠡是中国职业商人的鼻祖。自然也应成为晋商的鼻祖。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关公关羽的。关公故里是运城的解州,这里有全世界最大的关帝祖庙。关公在清代又被皇上封为武圣,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同时,大家又都知道,关公又被称为武财神,几乎所有的中国商人都会请一尊武财神在家里祭拜。关公是如何从武圣人成为武财神的呢?对此有很多解释,但都似是而非。我到运城后,对此进行了考证:关公由武圣人变成武财神仍然与晋商和盐直接相关。前面说到从明初开始,晋商的商帮以贩河东池盐开始崛起。古代的长途贩运最怕的是响马的打劫,为了贩运和自身的安全,盐商行就要请保护神。请谁来保护呢?当然请关公是最恰当的了。关公既是忠义神勇的化身,又是河东这个运盐出发地的山西老乡。于是,便请一尊关公像,放在车队的最前面。运盐的车队到了目的地,关公像便被商人置于尊位供奉起来,一日三餐,焚香鞠躬示敬。随着山西商帮的兴起,很多城市设立了山西会馆,作为山西商人聚会议事的地方。当然,也是当地的商人与山西商人聚会谈判的地方。2006年,我在省委宣传部做常务副部长,组织过一次山西会馆图片展,那千姿百态、厚重典雅的会馆,彰显着晋商昔日的辉煌。

各地的商人本来不明白为什么山西的商人那么会赚钱?到山西会馆来多了,他们发现,原来山西的商人供奉关公。于是,回到家里便也请一尊关公像供奉。时间一久,传之愈远,关公便从保护安全的武圣人,演变成了保佑发财的武财神。到今天,海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的华裔商人,敬关公求发财甚于内地。

【关于晋商精神与开放】

晋商文化是融合所到之地与山西本土文化而形成的

关于晋商文化中的诚信,有一说,也与运城的关公有关系,因为关公讲“义”。诚信确是晋商文化之魂。但我认为,仅说诚信是不全面的。晋商雄居中国十大商帮之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开放,走出去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海洋是走向开放的通途,但在中国南方的商帮从海上走出去之前,晋商早就从陆地上走出去了。晋商通过陆路在恰克图与俄商的贸易,首开中国商帮对外贸易先河。这从康熙二十八年,即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开始了。从18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晋商在恰克图维持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山西票号最盛时期达400多家,不仅遍布全国,而且开到俄国的莫斯科,日本的神户、大阪,朝鲜的仁川以及欧洲大陆。

晋商虽是一个地域性商帮,但晋商文化的诞生地不只是山西本土,而是在晋商足迹所至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广袤土地上,在他们开拓出来的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山西商人集团在黄河之畔的黄土高原上土生土长,但黄土文化并没有束缚山西商人的开放进取精神,也没有成为山西商人创新奋斗的包袱。因此,可以说,晋商文化不是山西商人局促于山西这个四塞之地的创造,相反,是走天下的山西商人数百年间活跃在山西本土以外的地域,吸纳融合所到之地的多元文化元素,与山西本土的固有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

另外,晋商的企业管理体制也体现出开放的特质:票号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行经理负责制;留学英国的万荣著名商人李子用接管家族事业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改变家规,将掌柜和员工的持股比例由40%提高到50%,与东家同等,从而更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积极性,家族事业更加欣欣向荣。正是这种“劳资共创”“激励兼容”的股份经营制度,使晋商在当时条件下最大程度地凝聚了社会力量。

晋商精神的开放基因有益于山西增强开放的文化自信

什么是开放型经济?有一种概括说:两头在外,即资源在外,市场在外。而晋商的票号,开到莫斯科、巴黎、巴格达等欧亚大陆,用别人的钱赚别人的钱,这不正是典型的两头在外吗?这不正是典型的开放型经济吗?我想说的是,概括晋商文化,不仅不应该把开放丢掉,而且要把开放放到诚信的前面,即开放和诚信。诚信是因为想到更开放的、更大的空间赚更多的钱,更持续地赚钱;这样,就使晋商的诚信超越道德人格的层面,使之更散发出现代商业文明的气息。

我还想说,把晋商文化中的开放基因提炼出来,有益于今天的山西特别是新晋商增强开放的文化自信。山西的发展不足,核心的原因之一是开放不足。开放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人的开放意识不足;开放意识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是,主导产业煤炭开放的内在冲动不足。牛车拉上的煤与传送带送出的煤品质是一样的,比的不是生产过程中的技术与智慧附加值的大小,而是自然秉赋。资源诅咒所以发生的内在道理即在于此。

实际上,山西人的骨子里从来就有走出大山阻隔的冲动。晋文公成就春秋五霸之业,晋国地域广覆今天的山西、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等大部分地区不说,就说传唱几百年充满悲壮苍凉的走西口,那不正是山西人不远千里万里到异乡他邦创业求存的最直观的写照吗?山西人原本开放,自从煤炭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这天然的乌金作依赖,山西人的开放意识就开始下降,加上计划经济下,长时期对能源供求的严格的计划性控制,改革开放之后,煤炭市场、价格放开的较晚,这诸多因素导致山西今天严重的开放不足。

开放发展对山西最具紧迫性、最具根本性、最具关键性

面对山西转型发展的紧迫局面,王儒林书记提出:要构建扩大开放新格局,努力实现对外开放新突破,切实做到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推动转型、以开放促进富民强省。他特别强调,山西要做好煤和非煤两篇大文章,推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和民营经济发展“三个突破”。这一切充分说明,以王儒林书记为班长的山西省委准确把握山西省情,指明了山西适应新常态加快转型的方向与路径。

大家可以看出,“两篇文章”和“三个突破”,都需要首先打开开放这个突破口。在山西面对当前的立体性困局面前,开放发展对山西最具紧迫性、最具根本性、最具关键性。爱因斯坦说,创新就是发现新的组合。对于山西来说,只有拥有更加开放的视野、路径和手段才可能发现新的组合。这一点,晋商传统的文化中是有的,今天,新晋商有责任用你们的行动与表现去影响带动山西全社会更加开放。面向“十三五”,解决开放问题,对山西实在太重要、太关键了。新一代晋商有责任在开放这个问题上有更大的担当。

【关于运城与新晋商】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在山西,运城是开放发展元素最充分的地区之一。运城愿与新一代晋商携手,为山西的开放发展共同做出我们的努力。

运城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于华北、西北、中原地区的结合部,承东启西、贯通南北、辐射中原,是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由此转弯,一路向东奔向大海。这里区位优越、交通便捷。境内公路、高铁、航空等立体化交通格局已经形成。运城机场开通北京、上海、广州等22条航线,通往全国26个城市,每天都有2班航班往返北京。大西高铁开通后,1小时到西安、2小时到太原,5小时可达北京。

这里生态良好,环境优美。运城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森林覆盖率超过30%,环境承载空间较大。这里人文厚重,政策富集。运城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尧舜禹最早在此建都,是最早被称为“中国”的地方。

同时,运城具备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原经济区三大国字号政策的叠加优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晋陕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全国唯一的跨省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包括山西的运城和临汾、陕西的渭南、河南的三门峡三省四市,总面积5.8万平方公里,人口1700万,产业优势互补,基础设施相连。运城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这里产业多元、资源丰富。运城农业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物产丰饶富足,是山西三大现代农业示范区(运城、晋中、大同)之一。目前我们正加快农业产业板块设计,并同步开展招商引资。

运城矿产资源丰富,工业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良好。已发现的矿产有60余种,盐湖镁盐产量位居全国第二,铜矿和玻璃石英砂岩储量分别占全省95%和67%。运城原材料工业基础雄厚,氧化铝产能310万吨,约占全国12%;电解铝产能80万吨,约占全国7%;金属镁产能40万吨,约占全国30%;焦炭产能1000万吨。我们按照“全市经济一盘棋,错位发展,差异竞争,优势互动”的思路,大力开展园区化发展、集群化招商,坚持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两条路径,延伸产业链条,实现横向配套、纵向延伸,初步形成了煤电铝材、煤焦化、金属镁、运输装备制造、医药、化工、农副产品加工、新型材料、家具制造9大产业集群25个左右板块,正在努力建设中国铝产业基地和全国一流煤焦化循环产业示范园区。

运城文物资源丰富,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山西的地上文物占全国地上文物的70%,而运城的地上文物又占了全省的70%。全市共有80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90处国保文物,19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顺应国内外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新趋势,立足运城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确立了“高端创意、整合资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发展思路,强力推进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瞄准“运城旅游无淡季”这一目标,努力打造全球华人朝拜关公的圣地和以“古中国”为标识的国际旅游目的地。这里崇教尚学、人才优势明显。

运城自古就有耕读传家、崇教尚学的优良传统,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一直走在全省前列。康杰中学、运城中学跻身全国百强示范高中,校友遍布天下。相信在座的一定有不少康中、运中的校友,现在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在运城投资兴业、回报桑梓。运城目前有各类高等职业院校7所、中职院校57所,在校生9万人,运城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规模和质量全省领先,正在打造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运城的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运城市正在成为黄河金三角地区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汇聚之地,与华北、中原、华中、西北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在座各位都是在市场大潮中打拼出来的佼佼者,是新一代晋商的优秀代表。真诚的希望大家用国际化的眼光和视野,帮助运城出谋划策指路、推介宣传引路、牵线搭桥铺路;真诚的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运城,考察市场、投资兴业、加强合作、共谋发展;真诚的希望大家到运城走一走、看一看,体悟“古中国”的厚重历史,感受“新运城”的蓬勃朝气。

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
(2015年12月19日)

Legends of Shanxi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that reads: “If you want to see the thirty-year-old China, you should come to Shenzhen, if you want to see the one-hundred-year-old China, you should come to Shanghai,visit Beijing for one-thousand-year history and to witness five-thousand-year history, come to Shanxi”. Being a cradle for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China, Shanxi province, standing to the west from Beijing, is a gold mine for legends and folk tales. They had been composed through the centuries, passing from grandfathers to their sons in generations. These people no longer live now, but the locals, with their peculiar hospitality and kindliness, are always eager to share with you the stories from the past of a one-day prosperous, wealthy and royal Shanxi province.

Having hunted enough stories that were kindly narrated by the Shanxi television reporters and our charming guide, I discovered some of them sounded very familiar. I believe no one Chinese language learner escaped being told the story about obstinate Yugong who moved the mountains. Surprisingly, the origins of the story lie in Shanxi.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Wangmang Mountains, there lived a man called Yugong. His peaceful existence was disturbed by the two soaring mountain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his house. Being a man of strong will, he determined to move the mountains stone by stone. For that, he attracted his family’s young and old alike, so all were involved in this work. He strongly believed in the success notwithstanding being a laughing stock for his neighbors. Nevertheless, he did not give up. His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were discovered by God. The latter sent two angels as of help to Yugong.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 the mountains were relocateded, and since then Yugong’s sprit served an embodiment of strong will and persistence for many generations.

Another story which is more a historical episode, gave the name to one of the Shanxi’s renowned mountains, about Emperor Wang Mang, a Han Dynasty ambitious official who seized the throne. He was not favored by the historians due to his cruel policies and unpopular reforms, but to commemorate a significant historical figure, the mountains were named in his honor. In ancient times, they were dubbed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due to their peculiar shape. To make everyone even more submissive to his power, he spread the rumour that in the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there was carved the image of “Wang Mang throne” as an omen of his reign. When Liu Xiu with his formidable army came to fight with Wang Mang, they held the battle in the area of the mountains. To protect the dragon’s vein, Wang Mang ordered his army to surround and destroy the enemy’s soldiers. On the desperate straits, Liu Xiu jumped from the cliff. The heavy armor did not let him hurt himself, so he safely landed on another cliff. However, Wang Mang’s army tempted neither by gold nor by money, did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Liu Xiu. Wang Mang’s army was defeated and Liu Xiu became the new emperor. Since then, to immortalize the great historical events, the Turtle and Ostrich Mountains were renamed into Wangmang Mountains.

Alongside with the legends, historical events and stories, Shanxi gave birth to one of the Chinese holidays, Qixi, the counterpart of western St.Valentine’s Day. This is a story of Weaver Girl and Cowherd which was also overheard by me during our trip. The life of the Cowherd was rather tough, he was deprived of parents and had only an old cow. One beautiful day, his cow seeing the misery of her Cowherd, suggested him finding a wife among the God’s Weaver Girls. When next time he saw the Weaver Girls bathing in the river, he stole one of the girls’ clothing. When all the girls grabbed their dresses, only one Weaver Girl could not find hers. That’s when Cowherd emerged and proposed her to become his wife. They lived long and happily until the moment when the Weaver Girl’s father and mother discovered their disguised place and sent one of their gods to take the Weaver Girl back home, so it was done. The Cowherd was very astonished not finding the Weaver Girl at home. He put on the cow skin that was left after the cow had died, and turned into two kids who started chasing the Weaver Girl. The Goddess seeing that she was being chased after,took out a hairpin and created a Silver River, so known Milky Way, to separate the two lovers. Since then, the Weaver Girl and Cowherd could meet only once a year, every July the 7th according to the Lunar Calendar. Ever after, on this holiday in modern China couples enjoy their romantic time together.

Legends and folk tales are the essential part of every culture and knowing them, you can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eople, language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place. Penetrating the centuries, legends are still here, to tell us that the history is not only in books. It is on the mouths of people, it is in the smiles of children, it is in the rocks of the mountains and even in the air fused with ancient 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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