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per Government to Help Canadian Businesses Become Innovation Leaders

Toronto, Ontario, April 3, 2012—The success of ZBx Corpora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plan for innovation in Economic Action Plan 2012 were highlighted today by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le delivering remarks at the Economic Club of Canada and touring the facilities of ZBx Corporatio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committed to taking innovative ideas into the marketplace where they can generate jobs, growth and prosperity,” said Minister Goodyear. “That’s why we have made new investments to support leading-edg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creasing business invest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crucial to Canada’s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and programs such a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nada’s Industrial Research Assistance Program (NRC–IRAP) are helping businesses innovate.

An NRC-IRAP funding recipient, ZBx Corporation, founded in 2002, is an established leader in rapid medical diagnostics. ZBx Corporation develops rapid diagnostic platforms using its small-sample, whole-blood testing technology marketed under the trade name ZAP™. ZAP™ rapid tests operate on a simple platform technology requiring a single drop of whole blood from a finger prick with results in 10 to 15 minutes. ZBx Corporation provides its products to the medical, agricultural and veterinary sectors via partner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it began, ZBx Corporation had 2 employees; today, it employs 11 people in Toronto.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has been a government priority since 2006, as exemplifi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T Strategy in 2007 and the series of initiatives to build an innovative economy that followed. Federal S&T expenditures reached nearly $11.9 billion in 2010–11.

In Economic Action Plan 2012, our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1.1 billion over five years will go to supporting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500 million for venture capital. These investments and actions keep our economy strong, create high-quality jobs and ensure that Canada is a premier destination for the world’s brightest minds.

2012-04-03a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lighted the success of ZBx Corporation, an established company in rapid medical diagnostics.
2012-04-03b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Dr. Qin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ZBx Corporation, examine the ZAP™, a diagnostic platform that provides results from a finger prick blood sample.
2012-04-03c
The Honourable Gary Goodyear, Minister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 Qinwei Shi,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Scientific Officer; ZBx Corporation, and Douglas Ball, Chairman and CEO, ZBx Corporation; examine the ZAP™, a diagnostic platform that provides results from a finger prick blood sample.

《山西煤老板》试读:《山西煤老板》 二

西山一带,是煤城上风上水的地方。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在西山脚下投资建设发电厂,当时就发现了上百座北朝墓葬。那时候,没有文物保护法,更没有严格的建设审批程序,大开发、大建设压倒了一切,除了个别文物被老百姓偷偷隐藏起来之外,大部分东西都被回填了。
于是,在数不清的墓葬上面,堆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电塔。
当地的村民最了解电厂地基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把电厂的凉水塔叫成了招魂塔。
西山火葬场就在招魂塔不远处的山沟里。
从山沟里延伸出来一条干涸的河床,河床南岸是火葬场,坐落在较为平坦的地方。前边是火葬炉和灵堂,后边是墓区,这些年来,火葬场的生意逐年好转,整个火葬场建设得像花园一样漂亮。
河床的北岸,有一排低矮的平房,那是火葬场的职工宿舍。当然,火葬场的高级职工,也就是那些管理干部,早就在市里买了好房子,单位还配备了一辆豪华中巴,每天来往接送他们。而住在河床北岸低矮平房里的,无疑是火葬场里最没有地位的烧尸工。
驼背烧尸工老刘的家,就在这里。
老刘是一个很精细并且非常容易满足的人。这一点从他的三大爱好就能看出来:抽烟、喝酒、听晋剧。
老刘虽然是个普通人,因为干的工作不同,所以,他抽的都是好烟,喝的都是好酒。无庸讳言,他的那些高档烟酒,不是死者家属送的,就是他从墓葬区捡回来的。
墓葬区的每一处新坟,都有不少高级名烟名酒,那都是家属供奉死者的。大多数家属哭完亲人走后,供品仍然放在原地,希望逝者享用。可最后真正享用的人,并不是逝者,而是每天傍晚下班回家顺手牵羊的烧尸工老刘。
老刘是个收获很大的人,平均两三个月就能储存一车烟酒。
每到这时候,他的儿子就从山里开小面包车赶来,把东西拉回老家卖掉,光这一项的收入,每年就有###万。年收入###万,对一个贫困山村的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老刘家就是凭着这项收入,盘下了解放以前大地主刘高远的三进院落,并且把老院装修一新,开发成了黄河边上最豪华的旅游宾馆。
在他们那个村,比村长、书记更有地位的人,就是老刘的老婆。她只要看谁不顺眼,那个人就成了村里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人愤恨。村里人明白,这一切都是因为城里的老刘,他们祖上积了德,老刘这辈子才撞上了财运。因为有了钱,老刘的家族才成了贫苦地区最有势力的家族。
身在城里的老刘,每天下班回家都不会空手进门,总是拎着大包小包,先到后面的储藏室,把傍晚捡回来的一大堆东西放好,然后进厨房做饭。
老刘烧得一手好菜。每天都要摆两三个盘子,一边喝酒,一边听晋剧,什么时候听得筋疲力尽了,这才上床睡觉。
这晚,老刘把菜摆好,打开录音机,屋子里响起了铿锵有力的晋剧鼓乐。他刚倒满汾酒,正要品味,突然听到了敲门声。
老刘有些扫兴,冲着门外喊了一句:“谁呀?进来吧,门开着呢。”
门被打开了,进来两个不认识的人,老刘有些奇怪:“这么晚了,还要烧人?”
一个胖子说:“我是矿上的,找你说点事。”
老刘没有让他们坐下,显然对这两个不速之客有些排斥:“矿上的死人,都烧完了,还找我干什么?”
胖子看了一眼旁边的矮个:“死人是烧完了。可,想让你帮个别的忙。”
老刘奇怪:“我能帮什么忙?难道一个死人还能烧两次?”
胖子莫名其妙从大衣里掏出一个大纸袋子,放到了老刘饭桌上:“当然能烧两次了。这是三万块钱,给你的辛苦费。”
老刘接受死者家属的馈赠,是常有的事。只不过,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出手这么大方的。
他愣在了那里:“我是不是遇上鬼了?当然不是指你们。我弄不明白,怎么,死人能烧两次?”
进门以来,一直没有说话的矮个这时候开了腔:“当然,一个死人不可能烧两次。是我们想让你烧两次。”
老刘看了一眼桌上的钱,然后抬起头来盯着两个陌生人:“那你们教我一个同一死人烧两次的办法,只要烧人的钱,我就想挣,不挣白不挣!”
胖子终于露出了笑脸:“只要想挣钱,那就好办多了。”
“行!我跟你们走,开炉去!”说完,老刘就开始披衣服,“这事,我三年前见过一回。有个老干部死了,烧了一次,家属嫌烧得不彻底,重新烧了一次。”
矮个赶忙把老刘拦住:“不用,不用。我教你一个重烧的办法,在家里就可以办完。”
老刘急了:“我虽然是个烧尸的,可家里没有炉子,我买不起也不敢买呀!”
矮个看了看胖子,笑了笑:“两次烧尸,一次你用炉子烧,另一次你用嘴烧就可以了。”
老刘眼睛瞪起来:“我说碰上鬼了,你们还不相信,哪有用嘴烧尸体的!”
矮个往前走了一步:“当然有。比如,你已经烧过二十六具尸体了,可别人要问起来,你就说只烧了六具!”
老刘突然明白了什么,一下子警觉起来:“这哪是教我烧尸呢,这是教我骗人,把钱拿走!”
胖子一看老刘态度变了,却没有丝毫慌张,用手指着矮个:“老刘,你知道我是谁、面前的这个领导是谁吗?”
老刘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我才不管谁呢,只要教我骗人,马上滚蛋!”
矮个突然拉下脸来:“老刘,你这么说话,马上就把饭碗砸了。仔细想想,一年你往老家拉多少东西?你儿子凭什么每年能挣好几万?你老婆凭什么在村里当太上娘娘?假如我把这些情况给你们负责人说一下,你还能保住这份工作?家里还能像过去一样日进斗金吗?!”
老刘吃惊不小,睁大眼睛盯着矮个:“我的秘密,你怎么知道的?”
胖子发现老刘很紧张,开心地笑了:“老刘,你再有秘密,难道还能瞒得住老家的父母官?”
烧尸工老刘惊得几乎跌倒:“难道……你真的是老家的……官?”
胖子不慌不忙:“当然,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刘春风!”
“快坐,快坐!喝酒不?”老刘做梦都不敢想,老家的刘县长会半夜三更到他这个烧尸工家里来,“你这么大的人物,为什么会找我办那样的事?”
矮个当仁不让,坐到沙发上,看了看眼前的酒菜:“这有什么奇怪的。矿务局不止一个水峪沟煤矿,在咱们县不是也有一个大矿吗,还是县里的财政支柱呢。昨天,我和水峪沟矿的王书记吃饭,他发愁火葬场没有熟人,我就想起你来。为了避免让别人知道,没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直接把王书记带到你家来了。”
原来,眼前的这个胖子,竟然是附近联营矿的大书记,眼前的矮个竟然是自己的父母官。作为烧尸工的老刘,尽管见过不少大干部,可那是在单位,从来没有在家里接待过。
他惊慌失措:“刘县长,你那么大的官,怎么会知道我这个烧尸工呢?”

《山西煤老板》试读:《山西煤老板》 一

熟悉煤城的人,都知道煤城有“三怪”。
“一怪”:道路交通是全中国最烂的,而跑在上面的汽车却是全中国最好的。
每一个初到煤城的驾车者,都会感到道路颠簸不平。无论你从南城到北城,还是从东城到西城,根本不会感觉到是在城市里行驶,而是在崎岖不平的山地上穿行,颠得人浑身难受,更严重的屁滚尿流。如果,你打开车窗看去,又会发现另外一个奇异的景象: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穿梭奔流的,大都是豪华车。奔驰、宝马、悍马、路虎、劳斯莱斯、凯迪拉克等等屡见不鲜。煤城,简直就是一个尘土飞扬、流动穿梭的豪华汽车展览馆……
“二怪”:城里整天黑雾弥漫,城外经常艳阳高照。
煤城,从地理位置上,处在东西两山的夹缝中间。东山一年四季,花草满坡,艳阳高照;西山从春到秋,苍松翠柏,清泉飞瀑。可是,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站在东山之巅,还是西山之峰,俯身一望:脚下的城市,如同跌到一个巨大的煤坑里,黑雾弥漫,浓烟缭绕。城市的楼房,如同大煤坑里耸立的黑色墓碑;流动的车流,好像缓缓爬行的黑蚁;近处来来往往的人们,简直就是忽明忽暗的鬼影……
“三怪”:煤炭产业气壮如牛,文化遗址弃同废墟。
无论国有的、民营的,还是地下的煤矿,都发展得膘肥体壮,油脂横流。大大小小的煤老板们,在这个“鬼城”里生活得有滋有味。他们的举动,如二十辆悍马车一起迎亲的场面,无意间就成了互联网上最“雷人”的照片;煤老板们远在海南、北京、上海的豪宅,成了“狗崽队”搜索的重点目标。落魄的摄影师,可以从这里抓拍到时下最当红的女星与大腹便便的山西煤老板形影相随、男欢女爱的艳照。凭借几张焦点图片,“狗崽队员”一举成名,财源滚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经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城邦之一的煤城,区域范围内分布着众多远古遗址、春秋霸城、北朝石刻、隋唐佛像、宋元戏台等等文化遗址,却因为无人问津,经费匮乏,保护不力,最终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被盗、坍塌、凹陷、风化,甚至成为废墟……
……
煤城有两个火葬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东边的离城市只有三五里,去那里操办丧事的人络绎不绝;而西边的靠近西山,距离市区三十多里,交通不便,平常来这里办丧葬的人相对来说较少。
最近几天,不知什么原因,一向寂寞空旷的西山火葬场,突然变得车水马龙,哭声不断。
特别奇怪的是,西山火葬场的门口,莫名其妙地增加了许多保安,还增加了检查人员,但凡出入的人都需要登记。
繁杂的手续,激怒了不少死者亲属,有人质问:我是来办火化手续的,不是来办登机手续的。你们弄得这么复杂,难道真能把我的亲人送上天堂?!
有些外人隐约感觉到:最近频繁火化的这些死者身份特殊。这些死者究竟是谁?他们是正常死亡的吗?到底火化了多少人?为什么要保密呢?针对什么人保密呢?
最关注这些问题的人,是国家电视台的名记者老张。老张接到举报电话,就决定调查这件事情。
可是,采访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他住的宾馆隔壁,当天就住进了人。而且只要他到哪里,隔壁房客就跟到哪里。特别让他窝火的是,采访的对象水峪沟煤矿突然停产,空无一人,周围的老百姓都不知躲避到了什么地方,一个人都找不到。更莫名其妙的是,水峪沟矿所在区、市国资局、安监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一个都不在。甚至老张到了区里宣传部了解情况,宣传部的人竟然说没有上级部门的许可,不接受任何人采访。
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国家电视台记者老张想到了一个平常人都想不到的地方,这就是西山火葬场。
也许从那里能找到线索,也许从那里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他想方设法赶到火葬场,尽管身后还跟着一个盯梢的。
最了解火葬场底细的人,是区里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区长王文献。
因为,那里的一切,他事先就得到了最准确的消息。
此时的王文献,正在飞机场登机,他马上飞往海南三亚。
尽管两天以来,一直没有联系上区委书记张巨海。但从有关人员那里得到可靠消息,张书记正在天涯海角度假。
因为和红颜知己杨娟在一起,不便开手机,所以王文献联系不上他。
可是,眼下出了惊天大事,王文献不得不擅自闯宫,飞往三亚直接面见区委书记张巨海。
对火葬场情况最为关注的人,还有新任市长李立林。
当他得知水峪沟煤矿发生爆炸的时候,喝水的玻璃杯立刻就掉到地上,摔成了一大堆碎片,但他毫无察觉。
在场开会的人,明白发生了惊天大事,一个个躲了出去。只剩下报告情况的安监局局长,他一边擦汗一边观察市长的反应。
市长李立林的头脑中立刻呈现出两年前的情景:好友老张上任另外一个城市的市长,春风得意干了三个月,下面的中层干部还没有认全,结果发生了一场死亡五十多人的矿难。省委、省政府根据干部问责条例,当场就将老张免职。直到现在,好友老张赋闲在家,每天靠练字画画消磨时光。
万万没有想到,两年前的一幕又在自己面前上演了……
个人拥有矿权、国有矿务局托管的水峪沟煤矿突发矿难,死亡二十六人!
盯着安监局的报告,市长李立林好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
“这是真的吗?”李立林仍然不相信。
安监局局长低着头:“没有问题。”
“那我们到现场看看。”李立林突然意识到身为一把手的职责。
安监局局长低声回答:“不用去了。”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到场吗?!”李立林情绪有些失控。
安监局局长一脸无奈:“水峪沟矿王向东书记已经把死者都转移了,矿也停产了。”
“为什么要转移呢?”市长大为吃惊。
安监局局长:“为了躲避那些趁火打劫的记者。每次矿难一发生,就会招来一批记者。我们这里哭天喊地,他们那里问这问那,影响矿难的处理。所以,王书记就把死者转移了。”
市长李立林意识到,不管怎么样,哪怕明天免职,都应该到现场亲自处理后事,他当机立断:“走!不管那些记者,死者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去哪里!”
出了市政府大楼,李立林一行迅速向西奔去……
三亚南山国宾馆,背靠大山,面朝大海。站在国宾馆大堂的观景台上,周围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远处是风生水起的南海观音,近处是郁郁葱葱的椰树林。天空和海水的湛蓝,让人心境空明;椰树和海草的翠绿,让人生气盎然。
坐在观景台上的一对男女,身着海南特有的情侣服,尽情享受着人间美景。
突然,一个急促的声音从脑后传来,那对身着海南岛服的情侣被吓了一跳:“张书记!出大事了,我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的!”
那对情侣中的男人很快镇静下来,妖媚女人赶紧躲开了。
尽管她掩着脸,不想让人认出来。但从山西赶来的王文献,凭直觉就知道,她是张书记的红颜知己、现任汇海煤焦集团的副总经理杨娟!
面色黝黑、体形发福的区委书记张巨海,看到部下不请自来,本能上感觉出来,不是发生了恶性案件,就是煤矿上发生了矿难。
“什么地方?死了多少人?”张巨海极力使自己镇定下来。
“水峪沟煤矿,二十六人。哎!”年轻的王文献像断了半截气,“当初,我真的不想……可是,领导你非要……这下完了!”
区委书记张巨海是何等聪明的人,当即明白了部下咽回去的半截话。
张巨海站起来拍拍部下的肩膀,宽慰王文献:“我知道,当初你不想分管安全生产。可那么安排,我是万般无奈呀!区长是个病秧子,一年光景就住半年医院,什么都指望不上。六个副区长中,两个是上面派来的,眼睛向上,根本不抓工作;两个女同志,纯属花瓶摆设。最后就剩下马志中和你了。”
“老马过的,那是神仙日子!”王文献满肚子委屈。
“是啊!马志中那小子,家里开着个大煤矿,每天日进斗金,心思都在家族企业上,我敢把安全生产这么重要的事靠给他吗?!我这么分工,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张巨海实在万般无奈。
王文献抬起头来,眼睛有些发红,他盯着张巨海:“书记,我跟你打赌:咱们还没回去,上面就执行问责条例,把我这副区长罢免了,信不信?”
张巨海看到部下沮丧的心情,情绪十分低落:“赶紧回去!我亲自去找市委书记段天生,跟他沟通沟通。”
一阵海风吹来,本来会让人心旷神怡,可这突如其来的会谈,让两人谁也提不起精神。
想起过去张书记对自己的栽培,王文献不好意思再继续为难他:“书记,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心里明白,即使你去说情,也没有用,副区长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我这么匆忙赶来,是想问你一句:会不会追究刑事责任?”
书记张巨海心里一惊:“怎么?你在煤矿里有股份?不对呀!水峪沟煤矿我了解,那是矿务局托管的一个联营矿。上面的人,利用公家托管个人资产从中捞钱,个人股东凭借矿务局的保护伞生存。里面的股东我都知道,你没有股份的。怕什么?难道……”
王文献赶紧摆手:“煤矿上那些事,哪个挖出来都烫手。这么说吧,逢年过节,他们送个小卡小钱,我没有拒绝过,可大钱,尤其是十万以上的大钱,我根本不敢要!”
张巨海仍然惊诧不已:“那你担心什么?”
王文献虽然身在人生地不熟的海南,可还是本能地看了四周一下,生怕有人听见,小声说:“我怕市里……”
张巨海好像醒悟过来,盯着他问了一句:“市里书记和市长之间……”
王文献点点头。
区委书记张巨海彻底明白了:自己的部下身在旋涡之中,早就预料到了这件事情的恶果。
张巨海不由得担心起来:“是啊,书记、市长不和。到了关键时候,一旦发生互相推诿,两人要为了自保,都不替部下说话,你真可能成了这件事的替死鬼。”
“只要不判刑、不开除公职,怎么处理都行!”王文献终于讲出了自己的底线。
区委书记张巨海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转身,同时吩咐部下:“回去以后,你直接到一线处理后事。其他事情,我来办。尤其是市委、市政府和事故调查组那里,我去周旋!”
得知矿难发生的消息,市委书记段天生正在北京考察文化产业。陪同他的人,除了秘书小孙之外,还有市里最大的私营煤矿主之一 ——汇海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国忠。
大煤老板赵国忠,身体肥胖,皮肤白嫩,像一头白熊。
段天生从来不拿电话,当孙秘书告诉他矿难的消息,他立即吩咐秘书去买当晚回山西的机票。同时,用电话交代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书记:代表市委马上去慰问死难者家属,做好善后……
然后,他转身登上了去博物馆的电梯,煤老板赵国忠亦步亦趋跟在后面。
这是北京最豪华、最市场化的一个博物馆,坐落在东边一处豪华大厦的六层。京城但凡举办拍卖会,都要事先在这里举办拍品展览。
显然,段天生是这里的常客,上了六层以后,用不着任何人的导引,他就穿过迷宫一样的通道,进入了豪华博物馆的展厅。
里面挂满了琳琅满目的字画。赵国忠发现,来这里赏宝的人,有很多经常上电视的影视明星、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也有不少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段天生一看到展品,拿下了自己平时戴的黑框眼镜,换上了另外一副特制的金丝边眼镜,俨然一副学者的派头。
往日不苟言笑的面容,马上露出了认真渴望的眼神,甚至有的时候,他右手举起来,在空中不停地比画。显然,段书记是在头脑中临摹那些传世的作品。
煤老板赵国忠,过去曾经是一个中学教师,对文化并不陌生,并不是北京人印象中的傻、大、黑、粗的煤老板。赚了钱以后,他报名上了北京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是,他学到的那些知识,真要和前面的段天生比起来,还有不小的距离。
赵国忠看到段书记在一幅《元人秋猎图》前聚精会神地端详,不由得在画前停下脚步认真观察起来:远山、牧场、骏马、狂犬、溪流……画面上还有很多猎手。猎手神态不一,有的狂追猎物,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引吭高歌,还有的吸烟休憩……
赵国忠感觉到,这是一幅相当不错的元代作品。
他仔细看了一眼图卷下方的起拍价:人民币五千万元。他预感一旦上拍,没有###千万是拿不下来的。###千万,那是多大的一个数字呀,相当于自己手下一个中等煤矿半年的收入。
书记段天生一边拿放大镜看画卷,一边回头问赵国忠:“上了一年多北大,怎么样?入了点门道没有?”
赵国忠嘿嘿一笑:“别人不清楚,书记你还不清楚。北大那研究生班……”
“你不说,大家都知道。”段天生对现在的名校不屑一顾。
“我下一步准备开个书画院,专门把那些真正有学问的大家和老干部请来,好好跟着学习。”赵国忠说出自己的计划。
段天生十分惋惜:“这年月,到处沾满铜臭味,连北大这样的地方都不能幸免。”
煤老板赵国忠这些年来受段天生的影响,业余时间钻研了不少有关古玩方面的书:“我看这幅画,从设色、构图、笔法,尤其是意境方面,都算得上元人上乘作品。比起黄公望的那些大山大水,毫不逊色。到拍的那天,咱们收进来,怎么样?”
段天生扭过头来,有些欣喜:“小赵,怪不得你能成大事呢,就是头脑聪明!学什么像什么,好多年轻人真比不上你。”
赵国忠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缝:“不是有你这个高明的师傅嘛!”
突然,段天生发现了什么,往后退了退,再次认真观察了好半天,明确地说:“这幅画最好不要下手!”
赵国忠有些吃惊:“为什么?这些年拍卖市场上宋元的东西,翻着跟头往上走,我们不买,别人也会出手的。”
段天生浅浅一笑:“小赵,你还是火候不到,这是一幅赝品!”
“不可能,不可能!”赵国忠环视四周,又看了看画卷,“哪能呢!这家拍卖行,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况且这幅画……”
书记段天生从上到下再次扫了一眼画卷:“你敢确定这是元人精品?”
赵国忠心里有些奇怪:“我感觉没错,是元代文人的上乘作品。你的疑问在什么地方?”
段天生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故意点了一支,没有抽,只是拿在手里轻轻摇曳,眼睛瞅着细细的烟气升腾起来:“吸烟,无论现在,还是古代,都是一件不雅的事情。画卷里有个吸烟的细节,问题就出在这里。既然是元代文人画,元代文人那么追求高雅,怎么画卷上会有吸烟的场面呢?”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赵国忠突然明白了:“看来真是一件后世的仿作,还是段书记高明!”
段天生内心很得意,却没有表现出来:“高明什么,不过是见得多了罢了。走,咱们到那边喝茶去。”
“好!”赵国忠在前面引路。
“你这小子,赏画不怎么样,赏‘花’倒是好眼力。”段天生跟在后面。
“你是说公司新聘任的肖助理吧。”赵国忠发现书记对汇海集团一举一动非常关心。
“哪来的?”段天生显然十分好奇。
“从清华大学毕业生里招聘的。苏州美女,经济学硕士,才貌双全。”赵国忠说起来很自豪,“汇海集团发展到这个程度,不能老搞近亲繁殖。关键的岗位,还是需要引进优秀人才的。”
“既然要用人,千万要控制好。人才嘛,都是双刃剑,可以使企业兴旺发达,也能使企业一败涂地。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身为市委书记,段天生在用人方面极其谨慎小心,甚至到了无所作为的地步。
“煤矿生产管理,我可以靠给她。至于其他重要方面,我暂时不会让那个女人介入。等观察一段时间,有了完全控制的把握,再放手不迟。”赵国忠从段天生身上学到不少精妙的管理经验。
展览室旁边有个高档的茶楼,雕梁画栋,古意盎然。
两人落座,赵国忠叫了一壶书记最爱喝的西湖龙井,段天生一边品茶一边随意问:“市长李立林到任快半年了,你们工商联和煤老板们有什么反映吗?”
赵国忠倾身给书记续水:“‘孙猴子’上山没两天,屁股捂得很紧,看不出什么猫腻来。大家只是觉得……”
段天生意识到了什么:“觉得怎么样?”
只要说到实质性问题,谁都会有所顾忌,赵国忠声音低下来:“弟兄们觉得,常务副市长牛健太可惜了。他埋头苦干了两三年,好不容易熬到市长下台,空出了位置,却来了个李立林。大家认为上面这么安排有些不太公平。”
书记段天生喝了几杯茶,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有什么不公平的,我段某是共产党的人,当然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听说,新市长李立林有个女同学,是美籍华人,好像姓史,叫史佳敏。她最近常到煤城来搞慈善,书记知道不知道?”赵国忠手眼通天。
“不知道。”段天生眼睛翻了翻,“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
“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包括李立林在内。”赵国忠解释,“前几天我从煤城回北京,偶尔在飞机上认识的。从那个女人说话的神态中我感觉出来:史女士过去和李立林的关系不同寻常。”
“不要随便怀疑人家不同寻常的关系嘛!这件事,你千万不要上心哦。”老段有个毛病,越关心的事情,越爱说反话。
赵国忠了解段书记的“特点”,他还特别爱听奉承话:“大家都评价段书记你最清廉,不像前任市长张国军,他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下台了,没有追究刑事责任,算他走运。”
说到前任市长张国军,段天生本来想发泄一下,后来还是克制住了:“人生都是命啊!张国军多能干的一个人,就是抗不过命。少年得志,中年掌权,连我都不得不让他几分,可最后还是……可惜啊!”
赵国忠近来听到不少传闻:“据说他一个亲属也成了网上通缉犯了。”
段天生继续掩藏:“这个不太清楚。”
煤老板赵国忠心里明白,书记最爱听市井传闻:“坊间流传,上级从张国军的家里搜出来不少现钞,另外还有天亮集团的股票证,算得上惊天大案。上面还是英明,最后拿下了那帮家伙。”
看到赵国忠得意洋洋的神态,段天生猛然意识到了什么:“你不是庆幸老市长张国军被抓,而是庆幸天亮集团的郭天亮倒了霉吧!”
经段天生这么一说,赵国忠就不敢放肆了,书记继续敲打他:“我可是听说,郭天亮是个连钢刀都插不进嘴里的铁汉子!责任全自己担了,没有往张国军身上泼一点脏水。这样的企业家才可靠、才能成大事啊!”
段天生这么一番话,真是意味深长,赵国忠一下就明白过来其中的含义,他给自己解嘲:“郭天亮,我跟他打了这么多年交道,最敬佩的就是他的人品,那是我的榜样。不过……”
段天生对这个年轻人一直没有完全放心,他追问:“不过什么……”
赵国忠努力装出非常诚恳的样子:“不过……他的企业和我的公司,都在一条矿脉上,彼此争来争去,不可避免。”
这个问题,段天生早就知道,他关心的不只是这个问题:“你们俩的煤矿和今天出事的水峪沟煤矿有联系吗?”
赵国忠当机立断:“肯定没有!”
段天生继续逼问,声音特别严厉:“真的没有吗?”
赵国忠出了虚汗:“真……真……真的。”
段天生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那省里来调查组,我就不担心了。”
赵国忠一听书记这么说,突然没了自信,满头大汗:“别……别……”
段天生明知故问:“你不是说水峪沟煤矿和你们没关系嘛,有什么好担心的?!”
赵国忠只好说出了自己的担心:“是没直接关系。可出事的那个矿和我们的都在一条矿脉上。说白了,他在主脉上,我和郭天亮挖的是支脉。还是有些担心!”
段天生什么都明白了:“走!赶紧回去,看看有什么麻烦没有。”

《山西煤老板》试读:五问新晋商

首先声明,我不是仇富主义者。
只是这些年在从事文化产业研究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新晋商。他们有的是在海外发展归国创业的;有的是在中央或者省级机关工作后来下海的;还有的是从山里挖煤开矿起家一夜暴富的。论文化和管理,前两者的优势明显要强于后者,但如果论实力和社会影响,后者的优势要远远超过前者。
现在大小媒体,只要谈论新晋商这个话题,大部分谈论的都是山西的煤老板和暴发户。
山西煤老板之所以声名远扬,成为新晋商的主流人物,最早就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救活了北京的楼市。
北京一位开发高档房地产的朋友跟我们说,山西的煤老板简直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前几年宏观经济调整,银根紧缩,作为我们房源销售主要对象的外企和白领也捉襟见肘,大批房子卖不出去,银行又天天催还贷款,眼看就要破产了。突然一天,从山里来了一批貌不惊人的山西土老帽儿,怀揣着大笔的现金,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所有空房都买走了。
没有新晋商,就没有北京红火的地产业。
在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下,北京、上海、海南以及东南沿海各市的楼价,不仅没有下跌,反而还有暴涨的趋势,这救世主的扮演者就是新晋商,在房地产老板眼里,备受垂青的新晋商,在普通百姓和专家学者眼里,却越来越多地遭到了质疑,大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官煤勾结何时清?
一个外地人到山西来投资煤矿,在这些年煤炭行情暴涨的情况下,他却赔了个血本无归。问起原因来,让我们大吃一惊:山西官煤勾结,挤对得他无法生存。他投资煤矿的那个县,书记、县长和当地一个大煤矿主是称兄道弟的哥们儿。他的煤矿刚刚开张,书记、县长就给他做工作,提出让那个大煤矿主的小舅子来当执行矿长,为了和地方上搞好关系,他答应了。过几天,执行矿长一来,就提出一个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煤矿的利润要二八开,投资人占两成,执行矿长占八成。投资人当然不干,于是就把那个执行矿长轰走了。从此以后,这个煤矿的厄运就来了:三天两头就有县里的人来检查,以种种借口封矿停产;隔三岔五就有当地的坏人来捣乱,明抢暗夺。一年下来,投资人的几千万打了水漂,最后抱恨而归。
煤炭,是一个暴利行业,也成了一个抢钱的行业。山西煤老板勾结官员,霸占资源,垄断市场,横行一方,为天下人所不齿。
还有一个故事:京城电视台一位著名记者来山西调查官煤勾结,接到群众举报,某县委副书记的哥哥,经营着一座年产几十万吨的大矿。虽然这个矿手续完善,但涉嫌利用职权,侵占国有资产。记者费尽功夫终于调查了个一清二楚,可刚刚回到北京,领导就给他婉转地说:上面有人打招呼,今年山西曝光的事件太多了,影响稳定,你拍的那个片子放放再说吧。这一放,到现在都没有播出。事后这位记者感慨地说:那些貌不惊人的山西煤老板真是手眼通天。
二、豪奢之风何时了?
历史上的晋商曾以勤俭质朴闻名天下,清时有学者评价山西人:“质朴淳厚,有古陶唐之风。”
而今天的新晋商早已把祖训忘得干干净净。北京某著名商厦以卖高档奢侈品闻名,由于价格昂贵,来这里购物的客人被北京人戏称为:“京城四大傻”之一。可谁也没有料到,经常来这里冒傻气的并不是不懂行情的外国人,而是那些新晋商。
上百万的首饰,上千万的家具,上亿元的古董,成了新晋商疯狂购置的对象。北京人开玩笑地说,没有山西煤老板的捧场,这家高档奢侈品商店早就垮了,如今不仅没有关门,而且还在太原开起了分店,买卖相当红火,说来说去,还是山西“傻帽儿”多!
一次,在北京亚运村附近吃饭,有朋友指着外面的豪宅说:看见没有,那是北京最昂贵的别墅,平均每栋售价都在五千万以上。里面有两大景观:一是开着宝马奔驰风华绝代的女人,那是你们煤老板的“二奶”在炫耀身价;二是开着丰田本田出来进去的乡下女人,那是你们煤老板的保姆在采购东西。山西煤老板的豪奢几近疯狂。
不过有句西谚,需要警醒那些新晋商:上帝要让谁灭亡,首先让他疯狂!
三、矿难事故何时休?
与在京城一掷千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晋商们在矿业安全管理和事故处置上极端的吝啬和尖刻。
前几年,山西某县发生重大矿难,死亡十几人,原因很简单:老板不愿出资三万元更新一根缆绳,最后因为缆绳断裂,十几条鲜活的生命魂归黄泉。前来采访的某电视台记者感慨地说:山西矿主出百万包二奶,出千万勾结官员,竟然舍不得出三万块钱为矿工们买一条安全带,真是令人发指!
这些年最让互联网上泪水蒙蒙的就是矿难事故,最让人痛恨的就是矿难瞒报事件。新闻媒体先后报道过的山西临汾矿难、繁峙矿难、宁武矿难等等无一不是官员出谋、矿主出钱、帮凶出力、矿工遭殃的人间悲剧。一旦发生矿难,匿尸、藏尸、烧尸、毁尸等等惨绝人寰的事件,不断上演。
眼下,中央政府执政的基本之一,就是以人为本。而一些新晋商逆势而行,不把人命当回事,天理难容。黑色矿难,最见不得阳光,最怕新闻曝光,尤其是怕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山西几次大的矿难,就是被曝光后,在新闻舆论的监督下,官员才得到了严肃处理,矿主才被罚得倾家荡产。
谁知,近年因为新闻曝光,山西又诞生了一批靠矿难发财的新富翁,这些人大都是职业素养欠缺的新闻记者和冒充记者的人。他们一旦听说哪里发生了矿难,立即赶到现场,以曝光为由,敲诈当地政府和矿主,明目张胆索要“封口费”。也许是做贼心虚的缘故,政府官员怕丢乌纱帽,矿主担心封井关停,最后花大笔的黑钱“摆平”那些敲诈勒索的家伙。有一次,我们对好友《焦点访谈》的朋友开玩笑:你们以李逵的身份到山西调查矿难,两袖清风,让人望而生畏。可是,你们前脚一走,地下就冒出来一批李鬼,每一个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这也算《焦点访谈》的副产品吧。朋友大为震惊。
四、生态移民何时止?
新晋商抢购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青岛的楼盘,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北京的媒体把他们的举动称之为“生态移民”。言外之意,山西因为煤炭过度开采的缘故,地下水枯竭,植被破坏,空气污染,矿难频发,临汾、大同、阳泉、太原等地曾经列入联合国颁布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城市”的黑名单。新晋商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恶劣的环境,才被迫到外面山清水秀的地方投资置业。
由此,我们想到了历史上的晋商,史书上称赞他们:“辽奉蒙俄六百城,金银财宝四合围。”过去的晋商,把上百个城市赚来的银子,拉回故里,修建了豪阔的深宅大院,如今成了游人接踵而至的著名景点。
几百年后,他们的子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晋商,却靠挖地下的财宝一夜暴富后,将大把的资金扔到了外面。一个是将外面挣来的钱,投资到故乡;另一个是把故乡挣来的钱,投资到外地。这就是晋商和新晋商表面上的区别。从本质上来讲,当年的晋商,财雄天下,靠的是自己的智慧和辛苦,是阳光财富,所以他们敢在乡梓面前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而现在的新晋商暴富天下,靠的是勾结官员和不正当经营,他们的财富中,浸透着矿工的血泪,再加上他们的举措污染了环境,当地百姓对这些人很有意见。所以,他们不敢在故乡大肆张扬。
在山西人的心目中,昨天的晋商带给了他们精神和荣耀,今天的新晋商带给了他们污染和灾难。
现在的山西,到处都是棚户区,到处都是塌陷区,到处都是采空区。改变这种面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那些挖煤致富的新晋商们却裹挟着大量的资金外逃,新晋商们去追求青山绿水了,直把他乡作故乡,那我们怎么办?很多山西人,包括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在山西某县,为了留住那些煤炭老板的资金,当地政府推行了“一矿一事一业”的发展战略,今后,煤老板只要在当地开采一矿,就要同时投资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和一项环保产业。政府的这种举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五、文化产业何时兴?
山西有两棵摇钱树,一棵是煤炭,另一棵是文化。这两种资源优势,连很多普通百姓都清楚。可是,一棵长得粗壮肥硕,另一棵却先天不足。新晋商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种种不义,引起了全国上下对昔日晋商的怀恋。
影视界这几年连续热播的晋商题材剧《白银谷》、《龙票》、《乔家大院》等等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山西的学者、官员和普通百姓,尽管对新晋商有诸多意见,可是在文化产业开发上,一直对新晋商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利用手中的资金优势,开发文化产业,转变山西单一的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再造一个天蓝水清、魅力四射的新山西。可是,除了个别煤老板有所举措之外,大部分新晋商一直徘徊在文化产业的大门外,没有充当投资者的角色,一直在充当一个普通的看客。
晋商题材火爆,新晋商又不愿意投入,山西文化人无所作为。而外地的文化人却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像煤炭私挖滥采一样,对山西的文化资源进行毫无顾忌的开采。就拿当下流行的几部晋商大戏来说,都存在严重的历史问题,甚至为了剧情需要,对晋商资源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编造。
比如,在历史上,不准纳妾是晋商家族的基本规范,可每一部大戏都在晋商妻妾成群上大做文章。《白银谷》涉及公公与儿媳妇间的情感故事;《龙票》讲的是一个晋商子弟和四个女人纠缠不清的故事;《乔家大院》最大的硬伤是,成就乔家基业的人,不是乔致庸本人,而是他的两个女人。起家的时候,为了扭转局面,抛弃旧爱,找到有钱的新欢;扩张的时候,又是昨日的旧爱,后来变成寡妇的女人出资相助。每到转折关头,作为主角的乔致庸,就不知所措,变得暴跳如雷,而作为配角的两个女人,却变成了主角,又有谋略又有办法,最后是两个女人成就了晋商,这种逻辑让人觉得极其荒谬。历史上的晋商,是自己成就了自己,最看不起的人,就是小儿而无能、自卖本身。现在,对山西之外不了解晋商文化的投资者来说,古老的晋商优质资源,并没有被反映出来。
这样的电视剧,在全国接连上演以后,不利于晋商形象。假如,新晋商能够把手中的资金拿出来,与山西的文化人相结合,真正把昨天晋商的本质和精神展示出来,不仅可以获得较好的经济回报,而且能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何乐而不为呢?!
山西的文化产业,需要新晋商的支持。有责任感的新晋商,也需要通过文化产业,改变父老乡亲对他们的认识。没有文化的商人,充其量是光着泥脚板还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蹬上皮鞋四处游荡的暴发户,这样的土豹子,即使能用金钱买来诸多政府头衔,却买不来尊严和父老乡亲的敬重。
王进
2009年3月6日于北京集古斋

Guan Yu Biography: Revered Chinese Warrior

Guan Yu was a Chinese military general whose martial prowess was so great that, after his death, he was deified as a god. In modern times, he is revered for his bravery and loyalty. He has also become a popular figure in historical fiction, movies and video games.

The year of his birth is unknown; he died in A.D. 219 or 220. Guan lived at a time when the Han Dynasty, which had ruled China for nearly 400 years, was collapsing. During his lifetime, a series of events would occur that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 Wei, Wu and Shu. Guan served a man named Liu Bei, who would eventually become King of Shu.

Guan was a “man of great physical courage and skill, at one occasion (he) had a serious operation on his arm carried during a banquet and even as the blood flowed he ate and drank and laughed as usual,” writes Rafe de Crespigny, a retired professor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his book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Later Han to the Three Kingdoms (23-220 AD)” (Brill, 2007).

Little is known of his early life. His style name (also called courtesy name) was originally “Changsheng” but it was later changed to “Yunchang.” He was registered as being from Hedong Commandery (also called a prefecture, or administrative region). At some point in the late second century, he fled to Zhou Commandery in fear of his life and joined up with Liu Bei. Eventually Guan, Liu Bei and another man named Zhang Fei would become brothers of sorts, with a deep sense of loyalty to each other, one that would become legend.
Capture by Cao Cao

Liu Bei’s early military ventures did not go well. In A.D. 200, Guan was captured by Cao Cao, a military general who would go on to control a vast amount of territory in northern China. His lands would eventually form the Kingdom of Wei.

Cao Cao treated Guan well and made him a lieutenant general in his own army. Still, Guan regarded Liu Bei and Zhang Fei as brothers and he would not aband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11th-century Chinese historian Ssu-ma Kuang, Guan decided that he had to escape and rejoin Liu, but not before doing Cao Cao a favor first. “I know well how generously Lord (Cao Cao) has treated me, but I have received favors from General (Liu Bei) and I swore to die with him. In the end I must go.” (Translation by Rafe de Crespigny, published in 1969)

To repay Cao Cao for the good way he had treated him Guan decided to kill a general named Yan Liang, who served a man named Yuan Shao (a rival of Cao Cao).

“Yu saw Liang’s standard in the distance. He whipped his horse and broke through to Liang among ten thousand men of his army. He cut off Liang’s head and came back and no one in Shao’s army could resist him,” wrote Ssu-ma Kuang.

After the battle, he fled Cao Cao’s army to rejoin Liu Bei. Cao Cao was said to have been so impressed by his loyalty and martial prowess that he ordered his troops to let Guan go.

Battle of Red Cliffs

Over the next two decades Guan, would work with Liu Bei in a series of military campaigns that would eventually lead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hu.

Records indicate that he excelled at naval warfare. In A.D. 208, after the death of general Liu Biao, he took command of a fleet of ships on the Han River and brought them to Red Cliffs. During this battle, Cao Cao’s army, pressing south, tried to re-unify China by destroying the forces of Liu Bei and Sun Quan, who had formed an alliance. The battle was a disaster for Cao Cao and he suffered a defeat that allowed the three kingdoms to come into existence.

As Liu Bei consolidated his position, becoming the King of Shu, Guan was promoted to the position of “General of the Van,” something that he was unhappy about because he had the same rank as a man named Huang Chung whom he disliked.

“I’m better than that dunderhead!” Guan is said to have thundered when he heard that he would have the same rank as Huang (eventually Guan agreed to accept the arrangement).
The Three Brothers, guan yu

Around A.D. 219, Guan led an army of Liu Bei’s in attacking Fancheng, a city held by Cao Cao. Laying siege, he was concerned that the forces of Sun Quan would betray and attack him (the alliance between Liu Bei and Sun had grown cold since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His fear was not unfounded. The Chinese historian Ssu-ma Kuang writes that Sun’s general Lu Meng started plotting against him. “Yu is brave and fierce, so it is difficult to match him. He already holds (Jing) province and he governs with great favor and loyalty,” Meng sai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an.

Ssu-ma Kuang wrote that Guan aggravated the situation by seizing Sun Quan’s food stores without permission to support the siege of Fancheng. Sun plotted against Guan. He replaced the local general, Lu Meng, with a man whom Guan thought would pose no threat. This led Guan to withdraw troops from his rear guard to support the siege. Sun also sent a letter to Cao Cao offering to launch a joint attack against Guan.

Cao Cao decided to publish Sun Quan’s letter, hoping that Guan would abandon the siege of Fancheng to fight Sun (Cao Cao wanted to have his enemies fight against each other). Guan thought the letter was fake and kept up his siege. Meanwhile, Lu attacked Guan’s weak rearguard positions, taking them out before a message could be sent to Guan.

While his rearguard positions were under attack, Guan’s siege of Fancheng faltered. A counter-attack by Cao Cao’s forces forced Guan to break it off. Guan suddenly found himself commanding a weakened force trapped between two enemy armies, those of Cao Cao and Sun Quan.

Battle of Jiangling

Lu Meng, Sun Quan’s general, made Guan’s situation worse by capturing the city of Jiangling, which housed the families of many of Guan’s officers. Lu Meng treated them very well and made sure that Guan’s army knew it.

“All knew that their families had come to no harm and were even treated better than in peacetime so Yu’s soldiers became less interested in fighting,” wrote Ssu-ma Kuang. This led to desertions, shrinking Guan’s forces even further.

Still Guan refused offers to surrender, at one point pretending to surrender to Sun Quan’s troops before running away. Eventually, his remaining force was trapped and Guan Yu and his son Guan Ping were captured and executed.

Becoming a god

After his death, Guan Yu became a legend and eventually a god. Hundreds of years later, when a dynasty called the Tang came to power in China, Guan was honored for his “righteous loyalty” to his lord Liu Bei, writes Whalen Lai, a professor emeritus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Asian Philosophy” (Routledge, 2001).

During the 10th century, when China was again divided into warring kingdoms, his cult grew. His “personal loyalty to a lord was a premium virtue,” Lai writes. In the 14th century, a novel called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publicized the exploits of Guan Yu, further increasing his popularity.

At some point, he became a god of war and is revered today as a symbol of loyalty, righteousness and bravery. He is referred to as Guan Gong (Lord Guan) or Guan Di (Emperor Guan). His “image appears in many Taoist shrines of the present day,” writes de Crespigny. He is also a revered figure in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folk religion. In 2008 and 2009 a movie dramatizing the Battle of Red Cliffs was released in two parts and featured actor Batdorj-in Baasanjab as Guan Yu.

In Japan and the West, he has also become a popular figure in a series of video games produced by the company Koei. These video games emphasize his abilities as a general and martial artist.

七问新晋商

山西晋商在清末民初的覆灭已经化为一声浩叹,但是作为曾经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本,它对今天的山西和山西的商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山西在近代是明显的落后了,恰恰由于落后,有可能成为东南沿海等地密集制造业及外商进入的优选之地。同时,国家正在力推的和谐社会、中部崛起等政策也给山西造成新的机遇。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对晋商的前世今生作一点反思的工作,而不是单纯的赞美可能对新晋商的崛起有所助益。

晋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商业史上的奇迹,毋庸质疑,我们并非单纯为了挑刺,挑刺是因为热爱它。

五百年修炼何以不成大器?

明清之间,经过五百多年的商业奋斗,最终修炼成为主宰大清经济命脉的“天下第一商帮”,最后,随着大清的衰败,可圈可点的晋商帝国在民国时期苟延残喘了几年,终于土崩瓦解,至今一蹶不振。

为什么五百年的商业经验和智慧,不能使叱咤风云的晋商集团度过最后的劫数呢?“大清帝国的腐败无能”被一些学者以及今天的新晋商作为晋商无法历尽劫波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论点,我们反过来有一问:为什么明亡了,晋商不亡,清亡了,晋商就跟着倒台,晋商惯于跟当局打交道,这难道是它必然的宿命吗?

俗话说,大器晚成,500年都无法成就更大的气度,晋商的败落,其主要原因恐怕只能从自己的基因里探寻了。

晋商在明清间发迹,最可依赖的动力是资源优势,就是盐;其次是明清之间处于重要战略过渡地位的的地缘优势,以及人多地薄的生存压力。在这五百多年中,虽然有过王朝的更替、战乱、天灾以及人祸,但晋商的外部环境优势却大致是持续和稳定的,这可以说是晋商发迹以及壮大的黄金时期。其实,晋商在历史上的从商经历远远不止500年,山西解州的盐池,远在春秋时期,就造化了大量的富豪。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对晋商的提问应该是,2000多年历史过去了,你为什么还不成大器?

一百多年前,上海等地广为流传着一首讽刺晋商的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

这句民谣彷佛一句谶语,点中了晋商的要害。因为晋商再有钱,最大的理想脱不过那些土财主想法:回家,盖房,养活老婆儿子。尽管他的钱已经多得老婆儿子几辈子都用不完。

这种土气一直延续到今天,山西煤矿老板到北京参加车展,扬言要连人带车一块买走的新闻就是一个例子。不过比起他们的先辈,土气之中,更多了些俗气和无聊。

晋商的土气,不能全怪他们。因为最早致富的晋商都是那些在山西当地穷得丁当响的受苦人。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出去南来北往从事长途贩运。在土匪、盗贼、狼虫虎豹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围困下,大量的山西商人死在西北地区的商路上,也不知多少具尸骨中才能出现一个小富即安的土财主。

也许是用生命换财富的历史凝固了晋商的理想——把回家当作最高理想的马帮性格。晋商的血脉中延续了强烈的听天由命的气质。

西北地区至今流传着《走西口》,由于陕北民歌的强势,外间以为这是陕北马帮的创造,其实比起晋商,陕北马帮根本不值一提。《走西口》最早的版本,实际上是终年罕见热炕头的山西商队的创造。是山西女人们送别老公和情人时的哀歌。

被女人们的泪眼和愁肠送走的男人们也有自己的哀歌。其中最著名的歌儿是这样唱的:“上一个黄花梁呀,两眼哇泪汪汪呀,先想我老婆,后想我的娘呀!”

黄花梁为什么让山西贩子们如此难受呢?

过去的晋商过雁门关后再走上两天的路程,就到了一个村庄叫做歧道地,爬上这个村子附近的黄花岭,他们可以看到两条路,一条通往杀虎口,一条通往张家口。这两条路都可以到达蒙古草原,但是哪条路上不会丢掉性命还能赚点钱呢?这些赶脚汉们不能不感到惆怅,因为两条路上都死过无数的人,也有人活着走回来。

生存还是毁灭?

他们现在面对的是哈姆雷特的终极问题。

哭够了,唱完了,这些必须赚钱回家男人们把选择的权利交给了老天爷,他们脱掉自己的鞋子,随便一扔,鞋子落到哪里,他们就走那条道。

数百年来,从山西走出来谋求光宗耀祖的商人们就是这样“用脚投票”,跟命运打赌。他们就像中国的西部牛仔,最终如愿以偿的总是少数人。山西北部有个小城镇叫做河曲,与内蒙古隔河相望。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城里的人们依然延续着放河灯的习俗。据说这个风俗从清代就开始了,在德高望重的老船工指令下,大家把船开到黄河中央,然后一盏一盏把河灯放下去。三百六十五盏河灯,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代表了客死异乡的灵魂,人们希望这些河灯能把一个个凄苦的鬼魂带回故乡去。

无数的人死掉了,侥幸没有死去的人一代一代富起来了。俗话说,三代富室才能修炼出来一个贵族。这里的贵族应该是有远见,有风度,胸怀天下的大气之人。山西的土财主们是否孕育出了这样的贵族呢?

很难说,也许走了几个世纪走得太累了,他们醉心于盖房子,一代接着一代盖,然后住在高门大院里,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在山西太原附近有个乔家大院,据说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这个大院是乔家六代人持续将近300年的时间建成的。如果不是抗日战争,它的规模还会更大。现在,乔家大院成了山西“大院文化”的活见证之一。

这些大院的主人平时如何生活呢,山西票号的创始人雷履泰富起来后,在其故乡修了很大的宅院,人们忘记了他的村名细窑村,而直呼为“雷家堡”。“出了大门,抬着椅子,雇的伺候的,我们都是听说的。他出来一般人就躲开了,他不和你们多说,雇的长工、短工,用的高骡大马。”,雷家堡的后人们如此介绍雷履泰的奢华生活——他在自己村庄里的奢华生活。

宁愿在一个小村里,一个小县城里奢华老去,也不愿生出其他的理想。这就是历代晋商巨富的人生选择。

当晋商帝国崩塌后,山西老宅院的余威还在震动着后来的人。宋氏三姐妹之一宋霭龄这个在泡在上海的女贵族被狠狠地教育了一把。在跟他的老公孔祥熙回家省亲前,她对山西是瞧不起的,认为那是一块艰苦和原始的地方。

然而在老公的故乡太谷县,她享受到了上海小女人八辈子都享受不到的奢华。十六个农民抬着她的轿子走进了孔祥熙的村庄,在孔家大宅院里,竟有七十多个佣人在听她的使唤。而这样的生活水平,在当地很多人家早已司空见惯了!

众所周知,孔氏家族后来替蒋介石把持着中华民国的经济命脉,他大约是晋商集团的回光返照,但是无法发扬光大晋商彪炳于世的信誉,随着蒋介石远赴台湾,中华民国的金融系统留下了现代金融史上最丑陋的一页。

对于今天的晋商集体来说,如何才能完成当年晋商集团的“星球前传2”呢?

唯一的办法可能是:起来,不要再做土财主!

“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你真的是纯粹的商人吗?

这样的故事总是生命力最强的。

北京有个“都一处”的老字号,《晋商》中记载了它的传奇来历:

“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说明了山西商人的趣味,当然,其他的商帮也脱不开这仰仗权威的恶俗。

在山西商人的老宅院屋顶上,通常有两个龙头。

山西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张嘴的龙代表官,闭嘴的龙代表商。

官商结合,这是晋商集团的驰骋天下的秘笈之一,一直到今天,山西商人还是脱不开官本位的思维定势。

晋商集团过去依靠这官商结合的运作手段,曾经垄断了巨大的商业资源。

在朱元璋手里,他们通过为政府运输军粮获取“盐引”;

由于在明清交战期间建立的良好关系,八位山西巨商受到顺治皇帝的亲自接见,享受了“宴便殿、赐服饰”的超级礼遇,并被奉为“御用皇商”。

雍正皇帝平定青海叛乱时,后勤供应发生困难,山西商人范毓宾主动请缨,他的爷爷早年就是蒙受顺治皇帝封赏的八位“皇商”之一。范毓宾后来“毁家抒难”辗转沙漠数万里,圆满地完成了运送军粮的任务。他给自己的家族带来的特权是:与西北游牧民族自由贸易。

由于接待并赞助西幸的慈禧太后有功,山西商人得到了经营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以及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十亿两白银的特权。

不仅仅这些细节,包括此前开辟通向俄罗斯巨大茶叶市场的“茶叶之路”的垄断权,也都有着多年来的官商结合的铺垫。

山西商人在与当局密切合作,遭到当局勒索巨额“捐助”的同时,也通过跟当局的“博弈”获取特权,比如在1850年迫使朝廷默许“以汇兑代替运现”,从而获得汇兑官府银两的特权。

除了通过官商结合获取极大商业资源,过去的晋商集团由于捐助有功,朝廷也投桃报李,封给他们大大小小的荣誉官职。日升昌的东家花钱买了四品知府的官衔,他的二掌柜毛鸿翙给自己祖孙五代人都买了各种头衔。利用这些头衔,他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内幕消息。

晋商集团在走向辉煌时期这种官商结合的传统,固然有其不得已的地方,但也给后来的晋商们带来不利的定势思维,比如山西民营企业家中的李海仓就是山西著名的“红顶”商人代表之一,李身亡后,围绕他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在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政府也在力求革除这种官商结合的弊病,因为它导致了商业运作的不公正。如果山西商人还停留在官商结合的习性中不能自拔,不能摆脱祖先留下的这些不应该继续发扬的商业运作模式,新晋商要重新振兴山西的经济,乃至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有所作为,恐怕是更加困难。

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晋商集团的历史地位,最光彩的莫过于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乡下老祖父的山西票号的出现。

从钱庄、当铺、账局(类似于地方银行),经过漫长的演变,山西票号最终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运作下诞生了。

就山西票号在大清国,在俄罗斯、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泰国、缅甸等亚洲国家的影响来说,怎么赞美这位著名的职业经理人都不过分。

但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忽视了一点,山西票号在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

山西票号走上这条路,完全由于日升昌两位职业经历人——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之间的勾心斗角。

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的斗争,一直落实到他们的生殖器,直到其中的一方升天为止。在双方斗争的最激烈时期,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意思就是说,你毛鸿翙再能也是我的儿子,走的我开辟出来的道路。毛鸿翙则针锋相对,给孙子起名毛履泰,意思是说,你别张狂,我是你爷爷呢!

在日升昌最红火的时候,两位职业经理人何以会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呢?起因是,雷履泰得了一场可能比较严重的大病。照一般的程序,大掌柜有病,日升昌的生意应该交由二掌柜毛鸿翙主持,但是雷履泰并没有放弃对日升昌的控制权,毛鸿翙如同一个店小二,大小事宜最后都要由病重的雷履泰裁夺。

毛鸿翙心里当然非常的不爽,他开始向东家,也就是由投资人构成的“董事会”施加影响了,“毛鸿翙就对财东讲,他生病了是不是就请他回家去,回家休息,财东也不知道他自己另有意图,然后就请这个雷履泰回去了,这时候毛就乘机掌管票号的一些实权,他来操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

用曾经流行的话来说,毛鸿翙这个动作就叫做“抢班夺权”, 雷履泰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几天之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一批雷履泰写给各分号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全国各地的分号暂停营业,准备撤回。

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

雷履泰这一招虽然示人以弱,却实在是“釜底抽薪”,东家们只能妥协,于是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

俗话说:“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在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的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毛鸿翙显然占不到什么便宜。就在雷履泰重回日升昌的前一夜,

毛鸿翙给东家留了封信,选择了走人。

毛鸿翙离开了日升昌,但并没有离开雷履泰的视线,就在日升昌的隔壁,他接受了另外一些东家的聘礼,创立了蔚泰厚的票号。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毛鸿翙的运筹下,又有四家票号次第开业,形成实力强大的“蔚字五联号”

如此,雷履泰与毛鸿翙的个人恩怨,演化为两家票号的世仇,双方的较量一再升级,波及到它们的前沿阵地上。雷履泰不惜赔钱做买卖,把毛鸿翙赶出苏州,毛鸿翙则在在京津、汉口等地攻城略地,让雷履泰防不胜防。

在世人眼里,山西票号就意味着诚信,意味着荣耀,意味着创造。但在它的内部,却是激烈的争名夺利。

雷履泰和毛鸿翙不是晋商集团中唯一的商业领袖,但是他们的个人恩怨,至少在山西票号的历史上写下了令人遗憾的一笔,他们可以各自打造一个金融舰队,但无法联合起来,制造一艘更大的航母,去飘扬过海,去应变未来的惊涛骇浪……

当今天的山西商人和学界人士无限赞美这两位创始人的时候,可曾有人追问过:雷履泰、毛鸿翙,你们为什么要斗争到生殖器?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为什么上不来?

山西票号把曾经诚信、厚道和感恩的精神推行到神人共赏的极端,有两个小故事为证。

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渠绍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上海图书馆旧报库,看到过一个小资料,很感动,但是没时间,没地点,没人物姓名。它就说有一个山西商人,他爷爷的时候,和英国通过香港做了一大笔生意。后来他爷爷破产了,一直欠着英国商人的钱。到他孙子这辈,经商发迹起来,他就给这个英国商人写信。当时接信的人是英国这个商人的孙子,说我们家还欠你多少多少万英镑,写了一个道歉的信。说这个钱我爷爷还不了你,我父亲也没办法还你,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传下来了,说一旦发迹之后,我要把这笔钱还给你,才能称得上良心。”

在盛世显赫的乔氏家族也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乔氏家族的先祖乔贵发早年父母双亡,生活非常贫困,在村中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甚至同族兄弟也瞧不起他。就在他孤独无助的时候,村里一位姓程的女孩子,常常在生活上对他有所接济。

二十年后,乔贵发事业有成,衣锦还乡。而那位程姓的姑娘由于丈夫早逝,娘家又不肯收留,只好带着儿子,孤苦伶仃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乔贵发知道这种情况之后,马上央人做媒,迎娶这位女子为妻,对她带来的儿子也视如己出,还为这对母子郑重其事地盖起了四合院。

不仅如此,乔贵发在去世前立下家规,乔氏家族的子孙不准纳妾。后人们严格地遵循了这条家规,哪怕是乔家的媳妇不能为家族生养子嗣时,也没有人以此为借口休妻纳妾。

今天的人们看到这两个小故事,不知心里什么滋味。这里却不能不有另一问,山西票号普遍的“仁德和信用”为什么不能使它们安然超越最后的大限呢?

因为,在山西票号败亡前,曾经有过几次绝好机会。

1904年,经过八国联军洗劫之后的清政府决定仿效西方制度进行改革。是年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慈禧太后旨意,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这家国家银行。

对于晋商集团来说,参与国家银行,毫无疑问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这一次不愿“官商结合”了,他们作出了完全一致的答复:拒绝参与。

第二次变革的机遇来自山西票号同业内部,也有外界呼吁的声音。

鉴于外国银行的压迫,国人的呼吁和对山西票号种种弊端的痛切感受,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多次组织了山西票号同业会议,议题是联合山西票号在全国的四百多家总号和分号,改组成立三晋汇业银行。

山西票号在全国各地分号掌柜们接到的绝密北京来信中有这样的内容:“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不仅如此,在1908年六月以后,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山西省内的总号写信,说明票号改组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其中有一封汉口分号的来信写道,“现在风气大开,银行林立,各处设立甚多,首推汉口为最,我帮等隐受其害。洵有不堪枚举者矣。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处此时局,非设立银行不可。”

此时,驻北京山西票号的有识之士在力求挽回颓势,国内的媒体也在呼吁山西票商的整体觉醒,1904年8月,《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用大量的篇幅登载了一篇《劝设山西银行说帖》。在这篇说帖中,作者首先肯定了改组银行的主张,“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机遇,远在山西的高层决策者无视内外要求变革的声音,他们否决了改组银行的主张。全国各地票号的掌柜们等来蔚丰厚大掌柜毛鸿翰的信使,他就是极力倡导改组银行的李宏龄的儿子,毛鸿翰让自己的信使带来口信说:“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

毛同时还动用了自己的独裁权威,指令各地票号:“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李宏龄因此气得狂呕鲜血,终致卧病在床。

毛鸿翰轻描淡写的答复,就这样让李宏龄等人的数月努力化为泡影。

山西票号的最后一口气上不来,是因为毛这样沉沦在山西老家的独裁者们,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知道“家天下”,不直到“天下一家”,再多的“诚信和仁德”岂非形同虚设?这里再问一句:今天的山西商人,是否从这样的历史教训中学会了最基本的合作应变的精神呢?

同样的主张,何以你提出来就是无比正确,别人提出便是包藏祸心呢?

只有自己能作出与己有益的事情,别人未免有妨害我之嫌,以“万两银钱一句话”的信用著称于世的晋商集团骨子里难以摆脱这样的怪圈。

1914年,代表了晋商最高历史辉煌的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日升昌倒闭的情形时如此写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日升昌的轰然倒坍,预示了其他山西票号前赴后继的崩盘。

耐人寻味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各地山西票号遭受重创,生计更加困难。此时,山西票号商们进行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先后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尝试。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就是毛鸿翰本人。

可悲的是,毛鸿翰这“迟来的爱”也许可以给山西票号挽回一线生机,然而山西票商内部争权夺利的神经病又爆发了,还没等北洋政府对山西商人的请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商们为了各自利益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再难形成统一阵营。

同样的主张,由你提出来,便是自求发财,有混水摸鱼的嫌疑,由我提出来便是光明正大。毛鸿翰也许非常后悔自己当初否决了李宏龄的努力,也许醒悟到自己的保守和闭塞,但是当年李宏龄数次来信建议他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巡视一下,他为什么死守在老家不愿意出去透透风,长点见识呢?

我们想起来把头藏在沙子里躲避灾祸的鸵鸟,当年的山西票商如此不愿面对现实,当外国银行以其制度优势,节节压迫到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这些呆在老家的大掌柜门唯一的措施就是:当作没有发生。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到老家以开杂货铺为生。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

“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己。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次第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在《山西票商成败记》的序言中,李宏龄向自己的商业领袖们发出如此质问。

可惜,这样的问题,领袖们已经没有机会回答,也没有必要回答了。

但是,这个问题对今天新晋商们依然是有效的:你有包容异己的胸怀吗?你有和衷共济的理性精神吗?

商业势力还是人生信念,“新晋商”从何新起?

当我们在全球商业背景下审视新晋商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几个参照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第一个参照系是美国持续200多年的商业实践。

第二个参照系是犹太商人在全球各地的商业流浪史,尤其是犹太种族在纳粹的政策中陷于全球化绝灭危机中的商业奋斗。

第三个参照系是日本、韩国商人在全球的勃兴和滥觞。

第四个参照系是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割据以及在国际空间的商业突击。

当我们在这几个参照系的烛照下审视和考察“新晋商”的现实意义以及它的种种可能性的时候,首先可以摒弃几个误会:

其一、新晋商应该是参与全球商战,在全球商业空间里发挥集体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山西商人,而不是仅限于在山西土创业和发展的山西商人,因为今天的山西尽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模较之很多地区明显滞后,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市场和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其二、只要是祖籍山西的商人,都可以称之为“新晋商”,正如犹太人在全球各地经商,我们称之为“犹太商人”一样。

其三、“老晋商”未必就是旧的、“新晋商”未必就是新的,新晋商应该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概念。因为,即便在纯商业层面上作为,依旧没有资格跟“老晋商”相提并论。

清除了以上误会,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新晋商代表的是一种商业势力呢,还是一种人生信念?也就是说,解决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新晋商是一双新鞋子,那么放在鞋子中的脚,应该是怎样的两只脚,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现在,我们需要从几个参照系哪里寻找可靠的启示。

提起美国的宪政历史和200年来持续繁荣的商业奇迹,无论理论界学者还是工商巨子,大家都忘不了亚当-斯密的贡献。他的《国富论》不仅明确了国家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和理论依据,也界定了个人财富、个人创富对国家和社会的价值。因此,《国富论》被尊为美国200多年宪政和经济成功的第一块奠基石。

然而,国内的商业人士和学者们在研究美国这个参照系的时候,至少在根本的性的问题上对亚当-斯密的贡献以及他本人的价值观的认识是不够全面的。

亚当-斯密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写了《国富论》,《国富论》之后,它的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也是同样重要的。

简单点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国家和他的每个公民如何赚钱的问题,而《道德情操论》解决了一个国家和它的公民如何花钱的问题。

如果一个商人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可以理直气壮,合理合法地创造财富,把从事商业奋斗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和荣耀;

如果这个商人正好也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就会对社会和谐,对财富的终极价值有全新的认识,继宗教价值的号召之后,从事推动社会和谐的公益事业,就会成为他的理论动力。

这样的商人,既有勇气和智慧去赚钱,也有理性和责任感,抱着感恩的心里去回报社会,而不是把公益事业当作为自己的企业和个人赚取更多商业资源的手段,更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亚当-斯密的信仰者不会把夸富斗狠当作自己的荣耀,而这正好是老晋商最终走向覆灭的可怕心理根源之一。

再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在上个世纪纳粹猖獗的时期,其群体命运和个人空间被压缩到空前逼仄和悲哀的地步。由于包括犹太人在内,大家都认为下一个被清除的可能轮不到自己,这种侥幸心理,导致犹太种族以及全人类蒙受了可怕的灾难。在那个充满悲剧的历史阶段,最终觉醒的犹太商人们被迫把个人及种族的生存摆在第一位,很多犹太商人为了最后的救赎贡献了自己的个人智慧和财富。此后,这种恐怖的洗礼导致的人生觉悟成为犹太商人此继续称雄全球商界的精神资源。

和犹太人面临的种族灾难相比,历史上的晋商们没有面临对过如此残酷的灾难,即便跟异族统治者的关系中,他们的也是相对处于被保护被尊重的地位。在走西口的历史中山西晋商有无数的个人曾经牺牲在漫长的商路上,这个数量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考察中国的历史,其总体数量不会少于犹太人的死亡数据。不同的是,前者主要死于寻找财富的道路,后者死于纳粹的直接残杀。还有,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对于历代统治者都有过巨额的“捐助”,有时因为当局囊中羞涩,有时由于国破家亡的危险。

无论一个商人,还是一个商人的群体,在他们的商业和人生之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的是空前的政治灾难,有的是商业领域的残酷竞争,但是犹太商人能够屡次挫折,屡次崛起,山西的老晋商曾有着500多年持续的商业实践,最终一蹶不振,这不是值得今天的新晋商们反思吗?

第三个参照系,韩国商人和日本商人再战后的勃兴以及他们如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滥觞,对今天的“新晋商”们也有可资借鉴的启示。

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地区,日本韩国的商人,一方面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仁义”等重要价值观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同时,并没有封闭自我,而是以开放的心态,以走出去的勇气,以不断创新的精神磨砺自己,最终不仅实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开辟的商业可能性,也正在走向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指向的个人规范和人生理想。

日本、韩国商人在上世纪以来的成功之路是老晋商们所没有的,也是今天的新晋商们需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的。

最后,我们看看新晋商在国内的对手们,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这些群体。在上世纪中后期以来,浙商、粤商、鲁商以及徽商由于地缘优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现在,这几大区域的商人群体祭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的旗号,在国内形成几大势力,在国际上谋求新的突破,他们不仅有已经创造出来的经济势力,也有历史上他们的先辈们积累的文化资本。

和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比较,新晋商们除了在文化资本——老晋商遗存的历史辉煌和商业智慧方面可以自豪一下,在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自信感可言。

但是,新晋商需要开放自己的心态,跳出这个怪圈,因为无论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都有他的局限性,都还不能作为一个长期成功的样板来参考。同时,山西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浙江、广东、山东、安徽乃至中国的每个地方,又何尝不是呢?所以,如果新浙商、新粤商、新鲁商、新徽商还是新晋商的提出仅仅停留在地缘商业势力和地方群体力量的号召,是没有意义的。商业不相信故乡,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综上所属,如果新晋商,是一个特大号的鞋子,那么新晋商群体必须拥有一双勇于走向市场,敢于浪迹天涯的热血男儿的大脚丫,他们的脚步应该走出山西,行进在国际竞争的道路上。在没有盟友的时候,他们能够像历史上的祖先一样以空前的韧性进行个人奋斗,在机缘到来的时候,则无论是新晋商、新浙商还是犹太人、日本人、韩国人、美国人,只要符合商业利益,都可以作为自己的盟友。

相反,如果今天的新晋商群体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总是在一个封闭的心理空间中打滚,则谈不到什么出头之日。

从郭台铭、霍英东、李海仓这几个新晋商身上借鉴什么?

有三个祖籍山西商人的创富经历,值得在这里谈论一下,他们是台湾的郭台铭,香港的霍英东,山西当地的富豪李海仓,前者还在全球商战中弄潮,后两位已经辞世。

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最爱说的话是“我是山西人”,据传他最爱喝的酒也是山西的老汾酒,他对自己的另一个称呼是“寒冬中的孤雁”。

郭台铭个体创富的历程,颇有当年老晋商的风采。

早年从“中国海专”毕业后,他跟所有的同学几乎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他跑过船,度过了一段浪迹天涯、四海为生的漂泊生活。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郭台铭瞅准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当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出现,台湾的经济也出于上升时期,黑白电视机逐渐成为家庭电子消费的必需品之一。据说,郭台铭向自己的岳父借了一点资金,开始创业。通过台湾鸿海精密工业公司,他从事电视机零配件的代工项目,获得了第一通金。

现在,郭台铭掌控的鸿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巨人,在台湾这个全球著名的代工基地,他几乎包办了人电脑零件、服务器、行动电话、游戏主机等所有头咨询科技类产品的代工项目,他服务的客户包括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苹果电脑公司(Apple Comput-er)、Sony公司和诺基亚公司等知名国际性企业,鸿海因此成为台湾业绩最好的民营公司之一。

盛名之下的郭台铭,其人却一直是低调的,属于“闷声发大财”的商人。郭台铭平时很少跟媒体接触,就连其公司的总部,也是远离科技大厂云集的新竹科学园子工业区,落户在相对偏僻的土城工业区,其建筑的风格也是严谨而内敛的。

郭台铭自认为“领导者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属下,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据说,他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5个小时。从1974年以生产黑白电视零件起家后,他不曾休过三天以上的假。

无限地挖掘制造业的利润潜力,依靠卓越的产品品质创造行业奇迹。这是郭台铭成功的秘诀。为此,他习惯于亲历亲为。工厂在在他形同战场,如果发现那个环节不符合要求,郭台铭常常亲自上阵,媒体的传说,在他的带领下,甚至鸿海的文员送文件都是小跑步。

但是目前,鸿海面来一个巨大的发展瓶颈,就是全球制造业的利润持续稀释,这也成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困局。去年围绕鸿海在深圳的工厂富士康是否为血汗工厂的争议就是一个例子,因为制造业的利润肯定是有一个极限的。

如今,郭台铭正在带领鸿海由制造强势向科技强势进化。

这个富甲一方的制造大亨个人生活非常节俭,据说也热衷于公益事业,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把鸿海永续经营下去,因此,他的位置将不是传给他的后代而是由职业的经理人来管理。

郭台铭创业初期可以得到其岳父“一笔小钱”的资助,香港巨富霍英东就不同了,因为他的老妈妈只有一个杂货店。霍英东最初的第一桶金由经营买卖战后剩余物资,以及承运流向大陆的禁运物资中取得,为此他饱受港英当局多方面的层层盘剥。

他走向真正的巨富之路,还是在介入房地产业之后。

在香港房地产界,霍英东创造了“房产预售法”,就是利用购买人的定金来盖楼房,这个操作方法后来在香港滥觞,大家都在模仿。霍英东由此积累了巨大财富,进化为香港房地产建筑商会会长,占据了香港70%以上的生意,成为香港的“土地爷”。

霍英东财富的另一个来源是澳门的赌场。1961年,他和1961年他同何鸿荣、叶汉及叶德利,取得澳门赌场经营权。据说,霍英东此后数十年从澳门赌场获得的收益,有大部份被用于设立霍英东基金会,以及投资中国大陆。

改革开放后,霍英东在大陆启动了更多的投资项目,如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温泉宾馆、暨南大学、英东游泳馆……此外还包括众多的公路、桥梁,甚至体育基金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他把南沙由一个曾经的不毛之地打造成为珠三角最具发展活力的商业区域。

在个人商业奋斗取得成功后,霍英东对公益事业的不断投入,使他由商入仕,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郭台铭、霍英东乃是山西本土之外,通过个人的商业智慧和坚韧奋斗而抵达人生峰巅的新晋商样板,而李海仓则是在山西本土起家的。

2003年1月,作为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被枪杀,这成为耸动一时的特大新闻。李海仓辞世前,年仅47岁,还身兼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

出于对李的尊重,据媒体报道当地镇政府甚至为了降了半旗。

李的发迹,一部分由于山西当地的丰富的煤炭资源为他的海鑫钢铁集团提供了先天的资源优势另一部分原因据说由于他天才的资本运作能力,他带领海鑫以惊人速度在房地产、金融等行业大举扩张,成长为山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被媒体誉之为“海鑫现象”。

李海仓身亡后,围绕他巨额财产的来源,曾经引起媒体的强烈关注。但是他生前的荣耀却是实实在在的。据说在自1987年创办以来,海鑫公司一直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其中在2001纳税9000万元,占到闻喜县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据传,在1996年,闻喜县当时的董鹏翔县长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县全年财政收入的1/3来自海鑫。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机关干部,每天3顿饭中就有一顿由海鑫来管,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支持海鑫、扶持海鑫!”

李海仓死后,其有过留洋经历的儿子李兆会继承了海鑫公司近30亿人民币的资产,成为胡润版富豪榜上最年轻的中国富豪,那一年,他只有22岁。

霍英东、郭台铭、李海仓。

依照他们的年龄序列和他们前后遭遇的商业环境,可以说正好跨越了
二战后中国以及国际商业环境发生重大变迁的几个重要时期。他们开始个人创业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先天优势,但都经过不同的商业奋斗之路成就了自己的辉煌。

这只是新晋商在近代以来的一个开始,他们的企业能否成为百年企业,“永续经营”的品牌企业,现在仍然是未知数。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这三位同样获得世界荣誉,上过富豪榜的巨商们都是在创富欲望的鼓动下,在个人奋斗的创新中成就了自我。

今天的“新晋商”们,应该从这些最近的先行者身上学习什么,又避免什么?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侯耀晨

新晋商联合会倡议书

“诚信为本,纵横欧亚九千里;以义制利,称雄商场五百年。”

晋商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创造了三晋人民引以为荣的商业辉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而基于山西地缘商业文化的晋商精神,更是在几百年来鼓舞着从这一片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三晋精英。进入新世纪以来,新晋商再度崛起,并成为国内一支享有盛誉的商业劲旅,频频亮相于国内外经济舞台,受到各界的关注与尊敬。而弘扬晋商精神、创造新的辉煌、推动现代社会和谐发展,新晋商责无旁贷!
为了广泛团结新晋商力量,把握信息时代的发展机遇,更好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们依托五百年晋商商业文化精神,融合全新的发展理念,发起成立新晋商联合会。新晋商联合会将秉承遵循“诚信、勤奋、进取、敬业”之理念,传承近代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以弘扬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为己任,建设“新晋商”的宏大团队,实现当代晋商复兴超越是我们的宗旨。
联合会将坚持高定位、高起点,联结海内外晋商,提供各界精英与资深政要人士沟通平台,挖掘晋商文化内涵,交流先进文化理念,共享经验信息,探讨经济热点,激发商业智慧,共商晋商大是。我们将以新时期晋商商业精神来影响、激励山西乃至全国、全球晋商,合作推动未来,贡献回报社会,共同为家乡做贡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贡献。
九尺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新晋商欲展四海鸿图,创百年基业,必先具水滴石穿之精诚,海纳百川之气概,立足本土,放眼寰球,广结志士仁人,互相提携共同奋进。让我们携手共建新晋商的美好明天!

新晋商宣言

传承与超越,是当代晋商共同的愿望。遵循“诚信、勤奋、进取、敬业”之理念,传承近代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以弘扬晋商精神、重振晋商雄风为己任,建设“新晋商”的宏大团队,实现当代晋商复兴超越是我们的宗旨。
迈步世界舞台
继往开来,自强不息,贸迁四方,兼容并包,融四海之新知,汲取先进科技文化理念,振兴民族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
勇于开拓创新
举贤任能,革故鼎新,勇于超越,构建新晋商商业文化,以科技创新之动力,育自主核心之技术,提升新晋商国际竞争力。
坚持诚信务实
求真务实,以诚取信,厚德载物,致力于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进步。
倡导竞争合作
实施全方位、多视角的国际化竞合战略,以团队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社会、经济效益。
担当社会责任
胸怀民族大义,心系人民福祉,振兴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持续发展,永续经营,担当社会责任,健步走向未来。

山西临汾:晋商文化发源地

山西临汾是唐尧古都,史称平阳,地处黄河中游,汾水之畔,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临汾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化底蕴非常深厚。临汾不仅有以文明始祖尧庙、黄河壶口瀑布、洪洞大槐树等为代表的黄河根祖文化,而且还有着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

大量史料足以证明,临汾一带的晋商(平阳帮)是整个山西晋商的发源地和杰出代表,晋商文化也是临汾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大亮点。

临汾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据《易·系辞》记载,早在先秦时代,临汾一带就开始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秦汉时代,平阳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到了宋代,平阳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据《马可波罗行记》称,元代“从太原到平阳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说:“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起源于周成王“桐叶封弟”的古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临汾一带。晋国开国之君—叔虞最初建都于临汾市境内的翼城县,后来迁都至曲沃、侯马一带的故绛。晋文公推行“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的经济政策,使关卡畅通,经贸发达,使晋都故绛成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儴儴,皆为利往”的商贸中心,当时的富商大贾,其财足以“金玉其事,文错其服,以至富比公室”,从而导致晋国成为“国富兵强、财用不匮”的千乘国家,曾称霸诸侯一个半世纪。

明清时代,平阳府的亢氏,人称“亢百万”。据《清稗类钞》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平阳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山西通史》明清卷记载:“……襄陵县的乔家、高家,临汾的亢家,都在杨州盐市称雄”,“蓄资以七八千万计”。另据史载,襄汾的尉、王、刘、杨等家族及洪洞的李家等家族资产也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尤其是尉家在鼎盛时期“日进斗金”。而晋中的侯、曹、乔、渠、常、刘诸姓人家资产仅在七八百万两到百万两,与平阳帮实力相差悬殊;况且晋中的几大家族主要兴盛于清朝中叶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而平阳帮则称雄明清两个朝代及民国时期长达500年之久。

晋商票号大多集中在晋中,晋商钱庄则大多集中在晋南,而且比票号产生要早得多。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载:“今襄汾县汾城镇永德泰钱庄,创建于明万历44年(1616年)”,是最早经营金融资本的商号,比平遥日升昌票号( 创建于清朝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要早208年。史载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仅苏州一地就有晋南钱庄81家。钱庄与票号金融功能类同,但是钱庄无论在资金规模之大、总体数量之多,还是运营时间之长,都是票号无法比拟的。

通过对已收集到的晋商史料总体分析,纵观晋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漫长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自明初至清朝中叶300多年间,是平阳帮一枝独秀的年代。这一时期平阳帮的突出代表是临汾亢家。亢家既是大盐商,又是大票商、大粮商和大地主,其生意垄断华北,辐射全国。据《清稗类钞》记载“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中国经济全书》称:“亢氏……,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许指严所撰的《象齿焚身录》记载,乾隆皇帝曾说:“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马国翰《竹如意》记载:“山右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曹聚仁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万里行记》中曾讲:“百年以前,扬州是中国最热闹的大城市,与西安、北京、洛阳齐名,也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巴黎、伦敦、罗马、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并列,可见其繁荣程度。”而盐是当时最重要的商品,明清两淮盐商的总数,当以千百计。关于明清扬州盐商中的巨富,历来有“北安西亢”或“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当时的盐务总商安氏,是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亢氏与安氏齐名,亢氏在两淮盐商中的资本和权势可想而知。“南季”指江苏泰兴季氏。“西亢”“北亢”均指山西平阳(今临汾)亢其宗及其家族。孙静安《栖霞阁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条,说:“江南泰兴季氏,与山西平阳亢氏,俱以富闻于天下。……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扬州画舫录》卷九对盐商亢氏在扬州的庞大家业,有这样一段记叙:“亢园(扬州瘦西湖前身)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第二时段:自清朝中叶至清末一百多年间,是“北号南庄”,或者叫平祁太介帮与平阳帮两大商业劲旅竞辉并存的年代。正象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胡平所说:“北方有票号,南方有钱庄,这预示着近代文明进入中国。这个东西呢,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票号、钱庄还开到外国去呢,这些土生土长的东西,有它历史上的功劳,在中国是首创的。”当时的平祁太介帮主要从事大西北、东北、内外蒙古、俄罗斯一带的生意,而平阳帮则称雄于江淮、苏杭、中原、西南、西北及京师一带。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代表人物是临汾亢家和襄汾尉家、王家。史称亢氏明末清初有“约计千万”的资产,称雄清朝二百余年,到清末光绪时“号称数千万”,资产增加了好几倍;襄汾尉家在雍乾时期,其代表人物尉佳从山、陕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贩运丝、茶转销内地,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逐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新商号,扩大经营范围、由坐庄转为长途贩运,号铺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扬州、苏州、杭州等富庶地区,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实行人股三七甚至四六分红,鼎盛时期“日进万金”。尉家还聘杨州八怪之首—郑板桥为家塾教师,资助应举,直至乾隆丙辰中进士,并为襄汾尉家留下了“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难得糊涂”等石刻墨宝;襄汾王家王协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从河东盐池到淮北、淮南以至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成为晋商中仅次于亢家、尉家的富商大贾,名列乾嘉时期全国巨富之列。

第三时段:清末、民国至建国初期公私合营之前,是平阳帮依旧辉煌的年代。晋中票号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先后倒闭,而晋南许多钱庄、商号却一直延续到公私合营之前。近代史称“京师大贾数晋人”—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临汾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北京的油盐酒店,多为襄陵人经营;北京的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往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临汾赵家创自明朝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的著名老字号“六必居”,距今已有570年的历史;临汾、浮山人在北京经营的“万全堂”、“都一处”、“乐仁堂”等著名老字号也历久不衰;襄汾人姜赞堂在前门外兴隆街开的“敬记纸庄”,是北京最早经销平阳麻纸和西洋纸张的店铺,业务联通海外诸国,货源来自美国、朝鲜、瑞典、菲律宾等,分号遍布上海、西安、张家口、天津各大城市,一度占领全国纸业半壁江山。

襄汾杨家杨世堂于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成为西北商界巨魁,以振兴民族工商业,抵制洋货为己任,将投资转向现代民族工商业,并将投资地点由外地转向晋南家乡。他将获得的利润作为资金,在新绛开办了世德永当号、世德和钱庄,在汾城开设药铺、古城粮店,作为回旋门面。还在运城购买盐池一处,在晋南十几个县镇开设盐号。投入巨额资金开办新绛火柴厂,又创立山西第一家股份制现代企业—新绛大益纺纱厂,一跃成为拥有商业资本店号数十座和两个现代工厂的巨富,据估计至少也有千万银元家产。

这一时期平阳帮的杰出代表还有襄汾刘家。乙亥举人刘笃敬于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临危受命,从濒临倒闭的晋中渠家手中接任山西商会会长,积极组织争回山西矿权运动,在与英商福公司代表谈判中,据理力争,挫败英商,遂以250万两白银收回阳泉矿权,挫败了帝国主义掠夺山西矿业的阴谋。这一壮举显示了晋商与列强的竞争中从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爱国反帝精神,光荣地载入我国近代史册。他还凭借刘家祖代在晋、陕、甘、豫开设的300多家商号和2万多亩地桩的资金和利润为后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商战思路,调整商战经营策略,大胆投资现代工商业,于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9年)兴办起山西第一座发电厂—太原电灯公司及附属面粉厂,以山西第一个办电人的光辉称号,永载史册。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刘笃敬以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又接替了步履艰难的晋中票号领袖渠本翘的保晋矿务公司总经理职务,后又任同蒲铁路太原榆次段总办,肩负起修筑山西南北大动脉的重责。又办起矿业、纺织、盐业等实体,与洋商展开竞争,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居奇,为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和交通事业,付出了极大的资金、智慧和心血。 1916年刘笃敬又在创办于清朝中叶的刘家书院基础上,兴办了闻名三晋的南高私立高级小学,曾受到山西省教育厅“嘉惠儒材”嘉奖,至1935年转为公办。从这里曾培养出象原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任建新,云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基地司令员原增禄等一大批现代军政人才。《山西通史》卷六称赞刘笃敬“不愧为近代山西民族资产阶级的楷模”。

对于临汾晋商所铸就的五百年商业辉煌,我们不仅需要抬头仰视,更需要低头思考。正如李长春在我省考察时指出的那样:“晋商精神确实是山西发展经济的宝贵财富,应该在经济界、企业界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振兴中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认为尤其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学习、借鉴和弘扬晋商精神:

一、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

晋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价值观——“学而优则贾”。“晋人摒弃旧俗,褒商扬贾,以经商为荣”。这一价值观,是晋商得以发达并绵延几百年的决定因素。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当时谚语“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等在山西广为流传。当全国各地的子弟将聪明才智都用在读书做官,拼命想挤上科举功名的“独木桥”时,山西人却在源源不断地向商界选送文化素质高的优秀人才,做到坦然从商,一代又一代搏击于商海。这种以商致财、以商为荣、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这在当时社会是巨大的进步,这也正是山西能够商业人才辈出、晋商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年的主要原因。

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继承晋商“以商为本”的价值观念,大力破除“官本位”的陈腐观念,真正做到在商言商,心无旁骛,以商为本,实施产业报国,实业报国。m

二、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又具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商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更具有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商务纠纷和协调东伙关系的大家风度。德国柏林大学校长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晋商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晋商是“走出去”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整个中国版图甚至世界版图都在视野之内。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形成了一种商业大气候。晋商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山西人并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闭落后,因循守旧,也并不是甚么“守财奴”、“吝啬鬼”、更不那么“小家子气”。明清时代,敢于远离家乡,开拓致富的山西商人,并不比沿海一带的商人逊色。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当然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当代企业家应该以晋商为榜样,摈弃“小富即安”、“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狭隘观念,拓展博大宽厚的经营胸怀,放眼世界,勇敢地“走出去”,立足于全国乃至全球化资源配置,主动地融入世界商业大潮。

三、诚信经营的商业道德

诚信经营是晋商创造辉煌的主要秘决之一。晋商认为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重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晋商视信誉为命根,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亏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如此注重信誉,自然招来终身主顾。

余秋雨在《抱撼山西》中说:“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西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商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钱庄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众所周知,当时并没有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梁启超也曾评论说:“晋商笃守信用”。1888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对晋商曾有过这样一段评论:“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晋商)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

晋商所到之处,以关公为偶像,尊为财神,到处建关帝庙,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要求商人烙守“诚信仁义,利从义出、先予后取”的正道。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以诚信取胜。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自安而家肥富。”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

晋商在为人之道上也表现了诚实忠厚的一面。他们认为“和气生财”,“和为贵”,凡事不做过分,不做法外生意,讲求以诚待人。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商号与商业上的友好合作伙伴,互称“相与”。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经过再三了解后,认定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即婉词拒绝。既成“相与”,必竭力维持,明知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万一对方倒闭,成了呆账,也就听之任之,当作教训。|

诚信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作为国家繁荣、企业兴旺、家庭和睦、个人尊严的源泉,起着基础和阶梯的作用。诚信作为一种社会公德,是信用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支柱。企业和企业家的诚信经营,是企业的立命之本,生存之根。当前,弘扬中华民族注重信用的传统美德,重塑现代企业家诚实守信的经营理念,打击假冒伪劣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已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燃眉之急。

四、济世救人的社会责任感

黄宗羲是明清时期“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晋商崇信“管鲍遗风”,把经商活动视为“陶朱事业”,渗透着一种“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临汾民间至今流传着“家有千贯,盗贼一半;家有万贯,皇上一半”的调侃民谣。

乾隆《临汾县志》对亢家有这样的记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襄汾南高刘家乐善好施,扶贫济困,设赈棚,办义学,筑城池,村人建有“德行坊”,皇帝敕建了“乐善好施坊”,碑文中曰:“富者多骄,而公独尊;人抑已富者多吝,而公独仗义疏财”;清朝儒帅左宗棠曾给襄汾刘家题词:“五福有源惟积德,六经为本足传家”。

据史料载,明清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达成37%。捐输之频,数额之大,为全国各省之首。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据说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连年战争,国库不充,拟向全国22省摊派,户部尚书出奏,拟向山西摊派双份。临汾亢家得知后,主动表示愿将全国摊派银两全部负担,为此被封为“护国员外”。

明代曲沃富商李明性,“挟资贾秦陇间”,由于他在商场上“精敏有心计”而致富,又“内行周慎,孝睦于父兄。仲兄卒,无子,以己次子后之。治家甚严,族子甲出钱收息过当,召而责之,手裂其券,自是举宗凛凛。”

各地晋商行会均具有举办社会公益事业的职能。凡地方义举,象修桥、铺路、建寺、修庙等等,晋商无不解囊捐助;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就是由于晋商的资助才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剧种;著名旅游景点如大同九龙壁、华严寺、应县木塔、太原晋祠、苏州全晋会馆、昆明金殿、河南朱仙镇等等,到处都有晋商功德碑;杨州瘦西湖、个园等江南园林,都是晋商的文化遗产,至于晋商的大小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和欧亚诸国;著名的贵州茅台酒竟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佣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

当代企业家应该学习借鉴晋商“经商亦是济世救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义不容辞地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应善待员工,善待客户,善待社会,关注生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用以报偿社会提供给企业的生存资源和发展条件,弥补企业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后果,从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结合中,寻求双赢,寻求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双丰收的最佳途径。

晋文化具有政治上博大宽厚,兼容并蓄,经济上崇尚诚信、以商为本、求同存异、自强不息的内力与特点,加上晋国历史上著名商人计然提出的“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经营思想;计然的徒弟范蠡提出的“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经营方针;猗顿提出的“子欲速富,当畜五(牛字)”的经营经验;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长石斗,取上种”的经营方术,以及“纵鲍叔之宏通,慕弦高之豁达”,“务完物,无息弊”的经营道德,“薄饮食,忍私欲(婪),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的艰苦创业、平等待人的经营作风,以商致财、用财立本、以商立业的人生价值观,为后世商人树立了良贾、善贾、诚贾的一代风范。还包括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经营气度、忠心爱岗的敬业精神、自强不息经商理念、协力同心的群体精神、求同存异的经营谋略、人身顶股的运作模式、俭约谨慎的管理诀窍等等,这一切汇聚成博大精深的晋商文化的完整体系和晋商群体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瑰宝。

临汾晋商文化博大精深,相关史料亟待进一步挖掘、收集、整理,并进行系统化深入研究,进一步拓展前人未尽、后人得益的宏大事业,续史之无、补史之缺、祥史之略,让晋商中的平阳商帮回复到它应有的史学位置。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学习回顾临汾晋商的辉煌历史,反思我省我市由开拓走向封闭的历史经验和沉痛教训,对于重振晋商雄风,振兴临汾乃至山西经济,建设美丽的家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Jinshang (Shanxi Merchants)

The term Jinshang is a tribute given to these Shanxi merchants for their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China’s commercial culture. Although they lived in closed residences, their sense of business possibility was not restricted.

Wide interests

Early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770-476BC), China was still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with an undeveloped commodity economy. Salt, at that time, was a necessity in people’s daily lives, moreover,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ommodity. In virtue of the abundant salt produced in Shanxi, the earliest Shanxi merchants arrived on the historical stage.

However, it wa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at the Jinshang reached their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Their footsteps not only covered China but reached Japan, Southeast Asia, Arabia and Europe. Their business interests ranged from salt, iron, cotton, silk and tea to various financial endeavours, including pawnshops, private banks and account bureaux.

In China’s long history, agriculture was always regarded as primary activity while engaging in commerce was despised. “But once we have a better idea of Shanxi’s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1368-1644), we will be clear about why Shanxi people went against the common social practice and into business,” said professor Xing Long from Shanxi University.

The population of Shanxi had reached 4 million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which was equal to the population of Hebei and Henan provinces.

On the other hand, Shanxi was a place lacking in l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 large population and poor land with few natural resource forced many people out of Shanxi to acquire what they needed in life by doing business.

Relying on nothing but their primitive vehicles, Shanxi merchants criss-crossed much of China about 400 years ago.

Honesty

But in a society deficient in efficient commercial regulations, it was not easy for just a few people to achieve great success in their business. What held Shanxi merchants together and made them a strong force was their common adoration of Guan Yu, a respected general of the State Shu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AD 220-280). In the commercial halls established by Shanxi merchants, a place to worship Guan Yu could always be found. They adored Guan Yu not simply for his military talents but for his loyalty and honesty, which were two crucial virtues for doing business.

Wang Xian was a wealthy Shanxi merchant, who once went home to visit his family after succeeding in a business venture. When he discovered the fraudulent business practices of his family members, he brought all of them to the Guan Yu Temple and examined their measuring rods in front of the image of Guan Yu.

In his later years, Wang ascribed his success in business to four Chinese characters “Yi Yi Zhi Li以义制利”, meaning being loyal and hones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making money. Wang’s word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many Shanxi merchants. They began to regard doing business a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being scholars or officials.

Decline

Until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anxi merchants still monopolized a number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in China. For instance, it wa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that Kyakhta near the Russian-Mongolian border grew up into a thriving commercial city.

And this trade was for a long time monopolized by Shanxi merchants. However, this strong commercial group approached the end of its days just as China entered the modern era.

On their way to success, most Jinshang dared to go forth from their closed residences, travel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to expand their businesses. But when their wealth had been accumulated, they would rather maintain what they inherited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than restart new businesses.

They seldom invested their money in modern industry. Much of their money was buried in the ground or used to build luxurious residence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1937-45), a great deal of silver was found buried on Qiao family property by the Japanese army.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greatly influenced the merchants’ ways of dealing with wealth.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merchants was placed at the bottom of the whole social body. Any conception related to profit was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the common social ethics, which hinder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merchants.

Today, the luxurious residences left by the Jinshang have become attractive tourist sites. Surrounded by strong brick walls, most of the rooms in these mansions have no windows. This kind of closed architecture is very suggestive of a closed psychology, perhaps providing additional clues as to why this once dynamic social group finally disappeared from the historical stage.